蒋介石20万大军围剿红军，毛主席三次提议，结果三次都成了少数派

1931年2月初，有鉴于第一次“围剿”红军失利，蒋介石下令调集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不仅自兼总司令，还调军政部长何应钦到南昌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

此次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不仅在兵力上增加了一倍，策略上也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办法，旨在通过逐步包围的办法，挤占苏区的生存空间。

何应钦更是在南昌骄狂的宣称：

“此次“剿共”，我们已有完整精密的计划，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一定有“剿灭”的可能。”

不过，就在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在如何应对敌人“围剿”中，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1931年2月初，也几乎在蒋介石第二次调兵”围剿“中央苏区之际，党中央在上海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合开了几次会。

当时党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在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几次商讨以后认为，党当前的工作主要有两件大事：

“一是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二是改变城市斗争方式。”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顾顺章叛变的缘故，那时候党在白区的工作也遭到了特别大的破坏，党中央在上海也很不安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党的工作重心才发生了转变。

那时候，中央已经开始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客观上来看，这件事也为上述两件事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

比如成立苏区中央局。

图|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旧址（龚氏宗祠）

1931年1月14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苏区中央局的成立，有助于加强党对苏区以及红军的领导工作。

因为周恩来那时还在上海，兼任着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兼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等诸项要职，所以职务暂时由项英代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定方案中，是要关向应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原名单成员也与后来有所不同，但由于红一、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缘故，关向应走到长沙以后，没办法再抵达中央苏区，这才又临时换了人选。

当时，根据中央会议，苏区中央局的成员有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等九人，在项英未到中央苏区之前，由毛泽东代理项英的职务（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没有收到中央这封指示信，因此苏区中央局一直到项英抵达以后才成立）。

不过，项英在抵达苏区后，苏区中央局发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及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苏区中央局在宣布了这一命令后，等于说拿掉了毛主席两个职务，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项英也就此成为中央苏区集党政军权的唯一领导。

图|项英

1931年4月17日，为了处理富田事件，中央派出了以任弼时为负责人的中央代表团抵达江西宁都青塘，并出席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

当时，会议最主要还是要讨论，如何应对蒋介石的“围剿”？可出席大会的人中，除了毛主席、朱老总等少数有军事经验外，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都没有实际指挥军事的经验。

项英从一开始就提出，中央苏区兵力太少，难以与敌人周旋，不如撤退转移，中央代表团成员顾作霖引用斯大林的原话“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主张红军撤退到四川。

更麻烦的是，项英的主张得到了一大部分人的赞同。

毛主席当然不同意，他后来表示：

“叫花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

从1927年9月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到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再到红四军出击赣南，在赣南、闽西打下坚实基础，数年努力才有的心血，一朝放弃，任谁也无法接受。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认为，敌人并非是不可战胜的。要知道在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前，毛主席、朱老总率领红军就已经打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

不过，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主席的建议只是少数。

为了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毛主席建议将会议扩大到全军军长、政委、参谋长以及政治部主任，让亲临一线的指挥员发表意见。

后来出席大会的彭老总等富有经验的一线将领都赞同毛主席主张，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

毛主席的建议才从少数变成了多数。

也是在这次会议中，苏区中央局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增选了彭老总等五人为中央局委员。

“打不打”的问题，到此算是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该怎么打的问题。

当时，会上有人提出“分兵退敌”的建议，即“分散敌人注意力，牺牲一部分，保留一部分”。

毛主席、朱老总不赞同分兵退敌，主张仍然采取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办法，即诱敌深入。

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就利用了敌人的骄狂，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一举敲掉了张辉瓒的十八师两个旅，迫使敌人各路大军全线后撤。

尽管毛主席此次建议仍然是少数，但好在还是有众多富有经验的将领支持。

“打不打？”，“怎么打？”的问题都解决后，下一步就是“打谁”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是兵分四路进攻中央苏区：

第十九路军：由蔡廷锴指挥，进攻宁都、龙冈等地；

第五路军：由王金钰率领，从吉安出发，途经泰和、吉水向藤田方向进攻；

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指挥，由乐安向东韶等地进发；

第六路军：由朱绍良带领，进攻广昌等地。

到底针对哪一路打，各方面意见都不相同，特别是在针对先打强敌还是先打弱敌上，有不同看法。

根据出席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称：

“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玉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

毛主席出人意料的提出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在当时并不被人看好。

原因也很简单，王金钰部在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中战斗力虽然不强，但敌人同样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在当时位置并不靠前，而是一直在口袋底部，负责配合蔡廷锴、郭华宗两部进攻。

想要打口袋底的王金钰，就要从蔡廷锴、郭华宗两部的夹缝间穿过，风险相当大，一个不留神，被敌人察觉，蔡、郭两部包夹上来，我军就是十死无生的境地。

朱老总一开始也忧心忡忡，觉得打王金钰部是“钻牛角”，太难了。

不过，毛主席却有不同的看法，国民党第5路军虽是“围剿”主力，但其初入南方、人地生疏、水土不服、惧怕红军、士气不振，且该敌所属5个师均为杂牌师，战斗力不强、不擅长山区作战，所以才掉在最后面，选择敌第5路军作为初战目标对我运动歼敌有利，具有较大的取胜把握，可实现初战必胜的目的。

毛主席先是说服了朱老总，然后又和朱老总说服了大家。

1931年4月19日，毛主席、朱老总向红一方面军下达命令：

“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的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歼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

命令下达后，红一方面军各部队行动迅速，于4月23日抵达吉安东南的龙冈、上固地区集结待命。

在完成集结以后，毛主席、朱老总又下令，部队从龙冈向西推进20多公里，在东固地区隐蔽待机。

东固位于赣中南，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5县交界地区，别名“东井冈”。此地被崇山峻岭环绕，只有五条羊肠小路通往外面，加之此地又是老根据地，红军在此地隐蔽了20多天，都没被察觉。

不过，要说起来，整个行动中，红军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

国民党军第五路军虽然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因为饮食习惯以及气候原因，士气始终较低落，加上此前进军过程中多次受到袭扰，担心遭遇上次像张辉瓒那样的情况，走到富田地区以后，便据守不出了。

这也是红军为什么在东固地区隐蔽待机20多天的原因。

可问题是东固本身是一个穷地方，3万多红军挤在这里，影响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虽然说当地百姓对红军留在这里表示了支持，还把自己的口粮省出来给红军，但这并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

后来毛主席考虑不能再隐藏下去，还是要把敌人引出来，方便我军在运动中歼敌。在和彭德怀仔细考察了周围环境后，选定了东固与富田之间的白云山。

不过，还没等到红军有所动作，敌人就先坐不住了。

1931年5月13日，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28师、第47师的一个旅离开富田，向东固地区进犯，有意思的是，由于敌军麻痹大意，误以为红军当时还没有电台，所以各部队之间沟通还是明语通话。

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全军进入战斗准备。

这一次，毛主席不仅下定决心要歼灭敌人进军东固之敌，还计划了要乘胜掩进王金钰部。

第二天下午8时，毛主席、朱老总发出进攻富田的命令，红军主力大胆穿插，从从北面的郭华宗师和南面的蒋光鼐、蔡廷锴部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中隐蔽西进，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敌军后背。

1931年5月16日晨，朱老总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总部在西进途中与敌28师先头部队遭遇，双方发生交火，总部警卫连坚决阻击敌军，为主力争取时间，中路红3军主力乘敌第28师后尾全部离开中洞时，居高临下对敌实施猛攻。敌军在我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下顿时陷入混乱，大部被歼，残敌惊慌失措、纷纷溃逃。右路红4军、红64师兵分两路抢占了九寸岭、观音崖两处隘口，在向富田攻击前进过程中乘势歼灭敌第47师1个旅大部。

当天晚上，红军占领了富田。

第二天，红军个主力部队在富田胜利会师。

5月19日，红军乘胜向东横扫，在吉水县白沙歼灭国民党军第43师一个旅和第47师一个旅残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中第2个胜仗。

5月22日，红军又在中村歼灭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27师先头部队一个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第3个胜仗。

红军几天之内连续取得胜利，为整个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一战也令众人看出，毛主席在军事上确实有独到的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