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郭沫若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失去了一个文人应有的尊严。这个问题真不能怪郭沫若，要怪只能怪毛主席太伟大了，让人不能不崇拜。 他站在原地，没有动，有人喊他过去，他摇头，说：“不急。” 这一刻，被很多人记住，脸上是复杂的神情，不是普通的敬仰，是一种靠近信仰的沉默。 很多年后，有人说，他“跪”了，有人说，他写下了“毛主席比我亲爷爷还亲”，没有影像，没有真伪。 但这些话开始传，开始流传，成了后人口中“郭沫若失去尊严”的证据，可那真是他吗？ 他是学者，是诗人，是剧作家，也是政治局里的委员。 更早的时候，他写下《女神》，高喊“创造十个太阳”，参加南昌起义，写剧本骂袁世凯，他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也不是一个乖顺的人。 1930年代，他在日本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唯物史观重新解释《尚书》《左传》，挑战传统文史学界。 把甲骨文、青铜器、殷商史揉在一起重构上古史。 那时候，他反复写信给党，想回国参加抗战，没人回他。 直到延安整风开始，《甲申三百年祭》忽然被推上讲台，毛主席在会上点名表扬，说：“这是历史的镜子”，郭沫若不说话，但回国了。 1945年，重庆谈判，毛主席住在桂园。 郭沫若前去拜访，那天，毛主席穿着一身灰布军装，靠着藤椅笑着说：“郭老，你的诗我读过。” 郭沫若一怔，点头，说：“我也读您的。” 两人交谈三小时，都是古文，都是诗词，都是《楚辞》《史记》《唐律》《宋词》。 毛主席忽然背起《李凭箜篌引》：“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郭沫若也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气氛忽然松了，这是两人第一次真正的“唱和”，不是官话，是一种知识分子，对另一个知识分子的试探。 郭沫若回去后写下《毛主席同志访问记》，语气克制，却藏不住激动。 他说：“这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诗人。” 1950年代初，郭沫若被任命为科学院院长，他开始频繁参与政治，参与起草各类文件，有人注意到，他的诗变了。 原来写的是自由与火焰，现在写的是“东方红”“太阳升”，有人不解，也有人骂他变了。 他不回应，不断写，写《献给毛主席的诗》，在诗里说：“思想比天高，比海深。” 那不是句套话，至少在那几年，不是。 具有争议的是那首《毛主席来到我身边》。 写于1958年，传得很广，诗里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很多人因此怒骂他谄媚、奴性，甚至说他“丢尽文人脸面”，问题是，那首诗查不到原始版本。 郭沫若的正式诗集没有收录，自己也从未公开朗读或解释过，反而有文献记载，那是河北某地一位小学教师，为表忠心仿写郭沫若风格所作，误传为真。 晚年，他写了《李白与杜甫》，写得缓慢，没有政治色彩，他回到最初的爱，写李白“狂中有骨”，写杜甫“屈中有锋”。 没有评价他们谁更高，也没说谁更“正确”，那是他少有的、不带任何修饰的作品。 他错了吗？这个问题没法轻易回答。 很多人希望文人永远高坐庙堂之上，清洁如玉，但20世纪的中国，风暴之下，没有人是纯粹的。 郭沫若仰望毛主席，不只是因为权力，更因为认同。 他们都经历战火、都相信革命理想能改变历史，他相信毛主席。 这不是屈从。这是投射，但他忘了一件事——理想一旦被制度化，就不再属于个人。 他的诗变得越来越“整齐划一”，语言里不再有“狂飙”，只有“庄严”“坚定”“信仰”。 但没有停笔，笔锋不再锋利，依旧在写，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坚持。 如果我们要谈“文人尊严”，就不能只谈孤傲。 尊严不是不说话，也不是拒绝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