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胡宗南让鲁崇义率30军进入太原。鲁崇义被吓得手中茶杯落地，说：“我难受的厉害，快准备担架将我送去医院。”鲁崇义这是不愿去给胡宗南、阎锡山当炮灰，故意装病拒绝前往。 鲁崇义盯着床头，那张电报看了整整五分钟，没动，没说话，桌上搁着半截铅笔，笔尖断了。 窗外有人训话，声音粗短，夹着四川口音，轻轻把电报叠起来，放进抽屉最底层。 没人能把这纸条交到他面前。不是情报，是命令。 写得很直接，“太原围困，三十军空运支援。”落款是胡宗南。 这不是命令，这是催命符。 从六月到八月，太原的电台时断时续，阎锡山自己也断了脉，晋中战役败得彻底，子弟兵全打光了，剩下的只靠空投和意志力在吊命。 太原是死城，外面有炸药包，里面有饥饿。进去就没法出来。 鲁崇义不是不知道。有几个跟他旧识的早就在里头。黄樵松是其中一个。 黄不怕死，但怕冤死，三十军能不能守住太原，不重要。 重要的是进去以后还有没有命走出来，早年跟黄是一个系统的，西北军出身。 黄性子太直，话多，主张多，动不动顶上头，被打压过，被边缘过，能熬到军长，全靠战场上拼出来的命。 鲁崇义在胡宗南办公室里，站了一小时，没点头，也没拒绝。就是咳了两声，说旧病又犯了。 咳得剧烈，茶杯砸在地上。 胡宗南嘴角抽了下，叫副官送医生。医生来了，说是肺病复发，要静养。 他闭眼不说话。胡不死心，派盛文查。盛文站在床边盯了三小时，鲁一动不动，装病要装得像，从年轻时就学会了。 三十军动身那天，黄樵松进门，只说了一句：“我进去了，你留着。” 鲁崇义回了他四个字：“自己当断。” 那是最后一次见，空运过程出奇顺利，天太冷，机身结冰，滑跑三次才起飞。 兵员装得不满，但枪装足了，弹药也算齐。 黄进城不到三天，就开始和地方秘密接头，打算起义，不是为了功名，是怕部下全葬在太原。 他明白这仗没赢的希望，计划只说给两个人，可第三天，戴炳南就把密谋递到南京，盖了章。 抓捕迅速，审讯更快。 黄没多说，审讯笔录只有三页纸。 政训室批示：黄樵松“私通敌方，图谋不轨，处决”。 电报递到西安，胡宗南开了瓶酒，说：“该的。” 鲁崇义不喝酒，就坐在沙发上，抽烟，整整一晚没出声。烟灰掉满了地，没人敢打扫。 太原守不住，成都还没乱，局势压着人，可他不能动。 杂牌军动得慢，一动就断，他们不是中央军，没有补给，没有嫡系背景，就算台儿庄打得响，战后也被吞得干干净净。 蒋介石有一次在南京，讽他：“你跟晋军打得熟。” 这话不是夸奖，是提醒，他不属于“自己人”。哪怕再忠心，再卖命，也是外人，三十军打了一辈子仗，到最后还是“编制外”的态度。 1949年5月，局势更紧，西南防线逐步崩塌。 胡宗南忽然找他，说：“三十军重建，由你带。” 鲁崇义不推辞，，推辞也没用，黄死了，他不能死得一样，点头，回去写了第一批编制表。 军人是凑的，兵不是旧部，是临时拼凑的地方武装，子弹不够，训练也断，白天跑操，晚上训话，没人听。 成都局势越来越清晰，国民党守不住，中央空投计划临时取消，铁路停了。西昌也开始准备撤退。 地下党联系了他一次，是老部下李振牵的线。 接头在一个洗衣店的后院。天快黑了，屋里只有一个煤油灯。 来人穿灰布，左手有伤。开门见山：“要活，就快做决定。” 回去路上，他心里已经定了，不是为了胜，而是怕再有一个黄樵松。 他怕的是部下白死，怕的是死了也没人记。 成都起义前夜，三十军夜训取消，灯光全灭，哨兵换了，传令兵绕着营区走了一圈，没一个出声。 凌晨三点，鲁崇义穿着旧军服，站在大操场。 三十军控制电台、军械库、司令部，耗时不到三小时，没有流血，没有冲突。 黄做不到的，他做了，成都当日无战，西南日报第二天报道：“三十军宣布起义，响应人民解放。” 部队改编为川东警备支队，鲁任副司令，再往后调重庆，任地方参事，不再参与军务。每天早上听一段新闻，喝茶，看旧书。 黄的名字，他从未再提，直到1958年清明节，他一个人坐车，去看黄的墓。 墓不远，碑很简单，“黄樵松烈士”。 他站了半小时，拿出一支烟，没点燃，风大，把帽子吹走了，他不捡，走下山的时候，雨下起来。 晚年身体不好，哮喘，耳背严重，烟不能抽了，就藏着，一天闻一次。 1994年冬天，重庆下雪。 那天他睡得早，副官听见沙发边响了一声，是茶缸碰地，他没醒过来。终年九十六岁。 他走得安静，没有悔意，也没人追责。 三十军的名字消失了，黄的故事也没人讲。 可他书桌最角落，还放着那张太原旧地图。 上头红笔圈着几处。密密麻麻写着几个字： “看清形势，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