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正在拆阅群众来信。其中一封信来自无锡，署名为“吴启瑞”，毛泽东确信自己并不认识这位妇女，但他拆开信封后，目光却在触及第一页上某个名字时久久无法移开。 1950年，中南海的书桌上，毛主席拆开一封信，署名“吴启瑞”让他心头一震。这个名字陌生，却又仿佛唤醒了久远的记忆。他皱眉凝视信封，目光扫过“无锡”二字，脑海中浮现出一间熟悉的教室，1914年的湖南第一师范，那个和蔼却严厉的数学老师王立庵的身影。 吴启瑞是谁？她为何写信？毛主席屏住呼吸，迫不及待地展开信纸。 信的内容并不长，字迹工整却透着疲惫。吴启瑞自称是王立庵的儿媳，丈夫王人路已于1948年病逝，留下她和8个孩子艰难度日。她请求毛主席帮忙，让三个最小的孩子进入苏南区干部子女班，接受更好的教育。信末，她小心翼翼地写道：“若主席念及旧情，定感激不尽。”毛主席读到此处，手指轻敲桌面，陷入沉思。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他仿佛回到了36年前的长沙。 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个20岁的学生，意气风发却偏科严重。国文课上，他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可一到数学课，就成了老师头疼的对象。数学老师王立庵，穿着长衫，眼神温和却犀利，常常站在讲台前无奈地看着埋头读《昭明文选》的毛泽东。 有一次，毛泽东又在数学课上翻看古文，王立庵走过来，轻轻敲了敲桌子：“润之，数学不学，将来如何治国？”毛泽东抬起头，笑着反问：“先生，治国靠诗词文章，数学何用？”王立庵不恼，耐心地讲起工业革命和科技兴国的道理。那一刻，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感受到数学背后的深意。 1915年暑假，毛泽东留校补习，王立庵干脆把他接到家中，亲自辅导。夏日的长沙，蝉鸣不绝，王立庵的书房里摆满算术书和毛笔字帖。毛泽东埋头演算，王立庵在一旁指点，偶尔还会聊起古文和书法。 朝夕相处中，毛泽东不仅补上了数学，还结识了王立庵的儿子王人路。两人同窗数年，情同手足，王人路亲切地喊他“毛大哥”。1920年，毛泽东筹办文化书社，资金匮乏，王立庵二话不说拿出500银元相助。这份恩情，毛泽东铭记于心。 可革命的洪流让师生、好友天各一方。1927年，毛泽东听说王立庵去世，悲痛不已。后来，王人路也在1948年因脑溢血病逝，留下妻子吴启瑞和8个孩子。吴启瑞在无锡师范附小教书，月薪仅47元，家中柴米油盐、孩子们的学费和医药费像一座大山压在她肩上。 1949年无锡解放，她偶然翻到一本介绍毛主席青年经历的书，得知公公王立庵竟是毛主席的恩师。丈夫临终前的叮嘱在她耳边回响：“有难，找毛大哥。”她犹豫再三，终于在1950年5月22日写下这封信。 毛主席看完信，提笔在信纸上圈出“8个孩子”几个字，郑重批示：“转苏南区党委妥善安排。”信很快送到时任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手中。陈丕显与同事商议后，决定让吴启瑞的三个孩子免费入读无锡师范附小，并每学期补贴一笔生活费。虽然未能进入干部子女班，但这已是雪中送炭。吴启瑞收到回信时，泪水夺眶而出，孩子们终于能安心上学，家里的日子也渐渐有了起色。 时间转到1960年，上海锦江饭店的院子里，细雨刚停，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毛主席身披外套，笑眯眯地迎接一位满头白发的女子——吴启瑞。这次会面是毛主席主动提出的，他特意在视察上海时询问了吴启瑞的近况。 吴启瑞见到毛主席，激动得手足无措，毛主席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吴老师，多年不见，你可好？”他提起王立庵，感慨道：“立庵先生若在世，已是93岁高龄了。”吴启瑞眼眶一红，哽咽着点头。 两人聊起家常，毛主席问起8个孩子的近况。吴启瑞一一介绍，提到小女儿心月已在师范教书，毛主席笑着说：“你们王家真是教育世家，立庵先生的儿媳孙女都是老师，好事！”聊到兴起，毛主席拉着吴启瑞到院子里散步，工作人员搬来两把椅子，两人坐下继续畅谈。临别前，他们拍下合影，毛主席叮嘱：“吴老师，多保重，代我向孩子们问好。”吴启瑞强忍泪水，连声道谢。 1961年春节前，吴启瑞意外收到毛主席寄来的1000元稿费和一封问候信。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普通职工三年的工资，解了家中燃眉之急，尤其是小儿子王心支的医药费有了着落。吴启瑞叮嘱孩子们：“要报效国家，回报毛主席的恩情。” 毛主席对吴启瑞的帮助，源于对恩师王立庵和好友王人路的深厚情谊，也体现了他一贯的处事原则：重情义但不搞特殊化。据党史记载，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关心故人后代，如资助烈士家属、安排老友子女教育，但从不违反政策。 吴启瑞的三个孩子未进入干部子女班，而是就近入学，反映了毛主席在帮助他人时的克制与公允。这段故事不仅展现了毛主席的人情味，也折射出新中国初年对教育的重视——1950年代，全国扫盲运动和基础教育投入显著增加，吴启瑞的孩子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正是这一时代红利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