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上将陈仪被押去刑场，监刑的蒋鼎文给他送来酒菜，陈仪怒斥：“不必了，若念旧情，给个痛快，子弹往头上打！”谁知，这句话竟让背叛者汤恩伯遗臭万年。
那年6月18日清晨，台北马场町刑场细雨纷飞。
66岁的陈仪身着洗得发白的长衫，双手背在身后，立在老榕树下。他的目光扫过围观人群，突然停在不远处的蒋鼎文身上。这位昔日的浙江同乡，如今的监刑官，正捧着食盒缓步走来，青瓷碗里的绍兴黄酒还冒着热气。
“公洽，喝口酒吧。” 蒋鼎文声音发颤，将食盒放在临时搭起的木桌上。酱鸭和糟鱼的香味，混着雨水的潮气扑面而来。
陈仪盯着他胸前的将星徽章，忽然笑了：“铭三，当年咱们在浙江推行新政时，哪能想到会有今天？” 他顿了顿，目光转向刑场角落 —— 汤恩伯躲在宪兵队卡车后，正用手帕反复擦拭眼镜。
1924年东京，27岁的汤恩伯因学费拖欠被早稻田大学退学，父亲病逝的电报让这个农家子弟陷入绝境。
此时，敲门声响起，他没想到来者竟是浙江省省长陈仪。三个月前在驻日使馆的一次偶遇，让这位同盟会元老记住了这个勤奋的同乡后辈。
“年轻人，跟我回国吧。” 陈仪递过黄埔军校的入学通知，镜片后的目光如父兄般温暖，“军人当以救国为己任，何须困守书斋？”
从那一刻起，汤恩伯的命运彻底改变。在黄埔军校担任区队长时，陈仪亲自为他修改战术报告；东征陈炯明时，将自己的配枪送给这位得意门生；甚至把唯一的干女儿王竟白许配给他。婚礼上，陈仪拉着汤恩伯的手对宾客说：“恩伯就是我陈家的半子。”
然而，到了 1949 年春天，形势急转直下。浙江官邸内，陈仪对着军用地图上的长江防线叹气。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江北，蒋介石的 “长江防线” 不堪一击。
他提起毛笔，在信笺上写下：“恩伯贤婿如晤：国事至此，生灵涂炭，吾辈当以苍生为念......”
墨迹未干的劝降信还带着墨香，此时的汤恩伯却正对着毛人凤的特务头子冷笑：“陈主席老糊涂了，这封信劳烦毛先生呈给委座。”
汤恩伯走进蒋介石官邸时，手中的密信被汗水洇湿边角。委员长正在看长江江防图，接过信的瞬间浑身紧绷。
“恩伯啊，” 蒋介石声音冰冷，“你打算怎么处理？”
汤恩伯扑通跪下，额头抵着打蜡地板：“学生愿亲赴杭州，将陈仪骗来上海。” 他没敢抬头，没看见蒋介石眼中闪过的轻蔑 —— 这个靠恩师提携步步高升的门生，正用背叛换取政治资本。
陈仪抵达上海北站时，迎接他的不是汤恩伯的笑脸，而是保密局特务的枪口。毛森的手下冲进车厢时，他正在读《孟子》，书页间夹着王竟白出嫁时送的湘绣书签。
“汤恩伯呢？” 他问逮捕他的特务，得到的只有冷笑。直到被关进宁海路看守所，他才从看守的闲聊中得知，那个他视如亲子的汤恩伯，已带着密信向蒋介石邀功去了。
台湾军事法庭上，顾祝同低声劝说：“写份悔过书，我替你向委座说情。”
陈仪望着这个曾经的同僚，想起 1935 年在福建推行新政时，两人彻夜讨论土地改革的场景。
“墨三，” 他忽然笑了，“你我都清楚，我何错之有？劝人止戈息武，难道是罪？”
何应钦的求情信被蒋介石撕成碎片时，陈仪正在狱中用指甲在墙壁上刻《正气歌》。钱大钧装病推辞审判时，他对着铁窗望月，想起故乡绍兴的鉴湖水。
当顾祝同在判决书上写下 “死刑” 二字时，陈仪只是点点头：“早该如此，只是可惜了当年在浙江种下的桑树，如今怕是没人照料了。”
行刑当日，蒋鼎文的手指在食盒上敲出急促节奏。他知道陈仪的目光为何一直落在汤恩伯身上。那个躲在阴影里的身影，正用颤抖的手点燃一支烟 —— 他不敢面对曾经的恩师，更不敢面对妻子王竟白的诅咒。
“公洽，” 蒋鼎文终于开口，“这是你最喜欢的咸亨黄酒......”
“不必了。” 陈仪打断他，声音平静如止水，“若念旧情，给我个痛快，子弹往头上打。” 他转向刑场的宪兵，“诸位弟兄，陈某一生磊落，死后无需棺木，曝尸三日即可。”
人群中传来压抑的抽气声，有人看见汤恩伯的手帕掉在地上，却不敢弯腰去捡。
枪响瞬间，陈仪的身体微微后仰，长衫上没有一丝血迹 —— 子弹从太阳穴贯穿，带走了这位民国大佬最后的尊严。
蒋鼎文转身时，看见汤恩伯正被几个将领冷冷注视。曾经的 “东南军政长官”，此刻像个过街老鼠，连宪兵的敬礼都带着不屑。
陈仪死后，汤恩伯的政治生命迅速凋零：妻子带着 “忘恩负义” 的诅咒离开，曾经的袍泽对他避如蛇蝎。
1954年，他在日本病逝时，送行的只有冷眼和骂名 —— 背叛者的名字，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