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一位新加坡女子：“为何新加坡年轻人讨厌中文呢？”没想到，她回答得很直白，

有人问一位新加坡女子：“为何新加坡年轻人讨厌中文呢？” 没想到，她回答得很直白，毫无委婉之处。这种直白像一把锋利的刀，划开了外界对 “华人社会” 的想象 —— 在这个七成人口是华人后裔的国度，中文正遭遇的冷遇，远比 “讨厌” 二字更复杂。 新加坡的组屋区里，放学后的少年们聚在食阁讨论游戏攻略，嘴里蹦出的 “Buff”“CD” 比 “技能”“冷却” 更自然；商场的化妆品柜台前，年轻导购向华人顾客推荐产品时，会下意识切换成 “这个 serum （精华液）很适合你的 skin type（肤质）”，中文词汇像被筛子滤过般稀疏。 他们不是不会说，而是觉得没必要 —— 当英语能覆盖课堂、职场、社交的全部场景，中文就成了手机里占内存却很少点开的 App。 教育部的课程表藏着更直白的答案。小学一年级的课本里，英语课时是华语的 1.5 倍，数学、科学更是全程用英语授课。老师在家长会反复强调：“PSLE（小学离校考试）里，英语权重比母语高 30%。” 这种从启蒙阶段就植入的优先级，让孩子们早早明白：学好英语是 “刚需”，华语顶多算 “选修”。 有家长晒出过孩子的华语试卷，作文里 “我昨天 go to the park with friends” 的句子被红笔圈出，旁边批注却不是语法错误，而是 “请用华语完整表达”—— 连纠错都带着妥协。 “讲华语运动” 的标语还贴在老社区的公告栏上，只是字迹已褪色。上世纪 80 年代，政府推着流动宣传车穿梭在组屋区，教居民说 “请”“谢谢”，鼓励商家用华语标价。 那时的老一辈人拎着菜篮子学 “多少钱”，是怕方言隔阂了社群；可现在的年轻人对着手机刷美剧，觉得英语才是打破国界的工具。 两种选择背后，是小国生存的逻辑迭代：当年需要用共同语言凝聚华人社会，如今更需要用英语接入全球贸易网络。 金融区的写字楼里，中文的 “无用” 被计算得更精确。 一份跨国公司的招聘启事里，“流利英语” 是硬性要求，“会华语优先” 的注释像附加赠品。 刚入职的分析师们都清楚，给纽约总部写报告用中文会被退回，和雅加达客户谈判说华语会显得不专业。 有猎头透露，同等条件下，英语口音更 “标准” 的求职者，起薪比华语流利者高 12%。这种现实的落差，比任何说教都更能塑造年轻人的语言选择。 但中文的 “回潮” 也藏在实用主义的缝隙里。 乌节路的奢侈品店里，店员们开始偷偷练 “这个包有三种背法” 的中文发音，因为中国游客的消费额占了月营收的 40%；科技园区的创业公司里，老板会要求员工参加华语班，理由是 “和深圳的供应链对接更方便”。 只是这种 “捡起” 带着明显的功利性 —— 他们学的是 “合同”“订单” 这类词汇，对 “之乎者也” 依旧敬而远之。 组屋楼下的咖啡店，穿唐装的阿公和孙女的对话常带着微妙的错位。阿公说 “食不言寝不语”，孙女反问 “what do you mean”；阿公教写 “孝” 字，孙女却问 “可以复制粘贴到作业里吗”。 这种代际差异的背后，是文化传承的断裂：老一辈的中文里藏着宗族记忆、伦理观念，年轻一代的中文只剩下工具性的交流功能。 当春节的红包上印着英文 “Happy New Year”，当祭祖时的祷告词夹杂着英语，语言的稀薄其实是文化根系的松动。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华语辩论队里，队员们要先查词典才能理解 “杯水车薪” 的含义，却能流畅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 教练苦笑说：“他们用英语思考，再翻译成中文表达，像戴着镣铐跳舞。” 可即便如此，每年报名的学生仍在增加 —— 不是因为热爱，而是简历上 “华语辩论冠军” 的头衔，能给申请中国高校的交换项目加分。 那位新加坡女子的直白回答，或许戳中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当语言失去了 “有用” 的支撑，又缺乏 “热爱” 的滋养，被疏远是必然的结局。 新加坡的年轻人不是天生讨厌中文，只是在现实的权衡里，他们觉得中文 “不值得” 投入太多。 这种选择无关对错，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为了生存而做出的语言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