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晚，日本新闻网JNN发布了高市早苗的最新民意调查。虽然支持率依然很高，但相比上个月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事件的导火索是12月4日曝光的政治献金丑闻，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递交检举信，指控高市早苗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奈良县第2选举区支部”在2024年8月违规收受东京某企业1000万日元政治捐款，超出《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的750万日元上限，超额部分达250万日元。 检方已启动专项调查，要求5日内提交资金凭证，若查实主观故意违规，高市将面临直接公诉。 这一事件彻底动摇了民众对其廉洁性的信任，成为支持率雪崩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前，高市内阁已因任命7名涉黑金丑闻官员进入内阁引发争议，仅以“加强事后监管”敷衍舆论的态度，早已为此次危机埋下隐患。 经济政策的结构性矛盾是支持率下滑的根本原因，高市早苗延续“安倍经济学”框架，推出21.3万亿日元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但政策重心严重失衡：一方面将7.2万亿日元投向半导体、AI等战略领域，另一方面仅拿出11.7万亿日元应对物价上涨，且民生支出实际增幅仅0.3%。 这种“重军轻民”的导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10月核心CPI同比上涨3.0%，连续50个月高于央行目标，而电费、燃气费补贴等措施杯水车薪，未能缓解生活压力。 更严重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股债汇“三杀”：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1.846%，日元汇率跌至157.9，日经225指数跌破49000点，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濒临崩溃。 外交策略的激进转向加剧了执政危机，高市早苗上任后频繁发表涉台、涉韩强硬言论，甚至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严重挑衅中国核心利益，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中国文旅部发布赴日旅行安全提示后，东京、大阪等地中高端酒店入住率下降8%-12%，邮轮公司取消停靠计划，旅游业直接损失超1.5万亿日元。 在独岛（竹岛）问题上与韩国的争执，以及对俄朝的强硬立场，更使日本陷入“中、韩、俄、朝四国差评”的孤立境地。 即便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其激进姿态也引发美方不满——特朗普亲自致电警告“避免挑衅”，担心其搅乱美中关系大局。 党内派系斗争与执政联盟裂痕进一步削弱了高市政权的稳定性，自民党内部呈现明显分化：麻生派因高市跳过经济议题推进扩军计划而心生不满，多次公开施压要求调整政策方向；石破茂等务实派则批评其“意识形态优先”的执政逻辑。 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更以退出相威胁，要求在年底前通过“众议院席位削减10%”法案，若无法达成协议，自民党将失去国会多数席位，政权立即陷入瘫痪。 这种内部分裂在12月6日达到顶点——已有160名议员签名支持“首相问责决议案”，推动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彻查丑闻。 高市早苗试图通过转移矛盾维持支持率，但效果适得其反，面对危机，她一方面将舆论焦点引向“外部干预”，暗示美国可能借丑闻施压；另一方面在12月7日就中国军机照射事件大做文章，声称“自卫队将坚决回应”，试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然而，这种策略未能扭转局势——民调显示，超过六成民众认为其“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年轻选民对“改革者”人设崩塌尤为失望，小泉进次郎等新生代政客的支持率暴跌至17%。 更讽刺的是，其“危机管理与成长型投资”政策不仅未能提振经济，反而因过度依赖国债发行加剧了财政赤字，形成“越刺激越衰退”的恶性循环。 这场政治危机折射出日本政坛的深层困境，高市早苗的迅速崛起与陨落，本质上是右翼激进势力试图通过“反华牌”突破战后体制的一次失败尝试。 其执政逻辑存在结构性矛盾：对外挑衅无法掩盖内部治理缺陷，民族主义情绪难以替代经济改革实效，派系博弈更削弱了政策连贯性。 当前，日本面临经济停滞、外交孤立、财政崩溃三重挑战，而高市政权既无能力提出解决方案，又缺乏妥协智慧，最终只能在丑闻与抗议声中走向终结。 这一事件也为日本政治敲响警钟——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时代，任何试图以意识形态对抗取代务实合作的路线，终将被现实无情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