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廷将军，晚年和家人的合影，一家人都是军人。 照片里，黄新廷坐得很直，脸却像没怎么老过。 老辈人爱开玩笑，贺龙见他就说“你怎么不见老呢”，彭德怀听人夸演员俊，也抛一句“可惜你们没见过黄新廷”。这种夸法听着热闹，真把人一生摊开看，热闹底下全是硬邦邦的事，像石头压在心口，不响不代表不疼。 一九一三年十月，他生在湖北沔阳县宋家墩，今属洪湖区。 父亲黄登庸靠捕鱼吃饭，家就在水边风口上。九岁进私塾，两年里真正在书桌前坐着的日子不到半年，鱼腥、泥水、活计一来，书就得合上。 洪湖一带农民运动起来，父亲当过村农会委员，又做宋家墩农会执行委员。 孩子也被推到前头，成了区里少先队大队长。翌年他秘密入团。一九三零年秋参加游击队当火炮手。一九三一年秋进红军，在湘鄂西军分会警卫营当战士，转去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 一九三二年七月毕业回军委会警卫团做排长，当年由团员转党员。第四次“围剿”正猛，部队改来改去，他在二营。八月中旬掩护撤离，队伍打散再编进红三军第七师，他到机关手枪队当副班长。湖北、河南、陕西、四川、再折回湖北西部山区，像被风卷着走。 十二月到大洪山，他被怀疑是“改组派”遭捆绑，捆得像一捆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桑植获“解放”，编入第九师二十七团三连当战士，连里还背着“改组派连”的名声。 夏天升连长。十二月下旬转移黔江负重伤，一九三四年夏伤愈归队，做过军委会前站副官、第七师副官、第九师参谋，活下来的每一步都带着疤。 一九三四年十月黔东会师，冬天他调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二连当连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升二营长，三月做作战参谋，五月任第四师侦察科科长，八月到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任参谋长。十二团是主力，命都压在上头。 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团长钟子廷牺牲，他接任团长。他巧渡金沙江，一次次死里逃生，到陕北，算是把一条命从泥里抠出来。 一九三七年八月改编后，他去延安抗大学习。一九三八年四月按贺龙要求去山西前线，任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政委廖汉生。十一月滑石片战斗，打出“一个团全歼日军一个大队”。一九四零年初在晋西北齐会村血战日军吉田大队，重创对方。 一九四一年一月回延安进军政学院。一九四二年初以七大代表身份到中央党校。一九四五年六月任三五八旅旅长，余秋里任政委。内战里三五八旅成西北野战军第一纵主力之一。 青化砭歼灭胡宗南整编三十一旅部及九十二团，共二千九百余人，新华社称“模范战例之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他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六月任第二兵团第三军军长，那年三十六岁，年轻得扎眼。 五二年七月第一军与第三军合并为新的第一军，他仍任军长。五二年十一月领到入朝命令，五三年一月入朝时战事已到第三年，前五次战役后战线压在三八线附近。夏季反击战里，他率部歼敌七千余，阵地向南推进五点七平方公里，这些数字写进战报就是硬账。 五四年春入南京军事学院。五五年授中将军衔，正军级。 五七年九月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六零年贺炳炎病逝后，他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人事安排讲究渊源与平衡，昆明军区与西藏相关岗位多由二野体系担着，成都这边更愿意让贺龙的旧部坐镇，免得一碗水端得歪。李天佑一九六二年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 黄新廷还承担赴西藏甘孜、阿坝地区平叛任务，脚下是高原，手里是担子。 转折点卡在会场。六六年十月十五日，他传达军委指示，成都军区机关从当天起搞“四大”。 风向一变，矛头直指他和政委郭林祥，两人被停职。 六个月后定性为“最大走资派的顽固追随者”，职务撤光。还有说法，说他跟贺龙、罗瑞卿亲近，到北京开会不去看望某位副主席，四川特产只送贺龙、罗瑞卿；贺、罗到四川，他陪钓鱼、看戏、打牌；训人爱撂话，“老子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你”“老子到罗总长那里去告你”。 结局掰得清：一九六七年二月某天，他从家里被秘密带走，关在北京一间斗室里，四年半不见天日，门一关，连风声都变重。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周总理过问下获释。 七五年五月任装甲兵司令员，不久增选军委委员。 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候补委员。八二年十二大当选中央委员。八五年任中顾委委员，八七年再次当选。八八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他在北京去世，九十三岁。合影那天，一家人站在一块，许多都是军人，肩背像一把尺子量出来的。 镜头定格，笑不张扬，像把旧年月的炮声、雪夜、铁门都收进了衣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