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末，国民党败局已定，大员们纷纷开始安排自己的退路。病情已十分严重的陈果夫捷足先登，于12月6日晚10时登上“中兴轮”，举家迁往台湾，定居于台中双十路八号。 1948年末，淮海战役的炮声震碎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根基，败局像一张网，越收越紧，国民党的高官们心里都清楚，大陆待不住了，各自开始盘算后路，有人观望，有人拖延，有人乱作一团。有一个人，行动得比谁都早，他就是陈果夫。   陈果夫当时的身体已经垮了，肺结核病到了晚期，走几步路就喘，说话都费劲，随身要带痰盂，夜里常咳得睡不着，他是国民党的元老，CC系的领头人，长期管着党务和特务系统，地位很高，但病成这样，再留在大陆，只有死路一条，要么被解放军抓住，要么病死在战乱里，他没得选，必须走。   1948年12月6日，晚上10点，上海码头一片混乱，到处是拖家带口的人，行李堆成山，哭喊声、叫卖声、轮船的汽笛声混在一起，陈果夫被家人和随从扶着，慢慢走上“中兴轮”。   他穿一件深色长衫，脸色苍白，身形消瘦，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呼吸带着明显的杂音，医生跟在旁边，手里提着药箱和氧气袋，他没说话，也没回头看上海一眼，上船后，家人把他安顿在船舱里，让他半躺着休息。   “中兴轮”是当时往来上海和基隆的主要客轮之一，这一晚，船上挤得满满当当，都是往台湾逃的人，舱位窄，空气浑浊，有人在哭，有人在叹气，有人在默默抽烟，陈果夫躺在铺上，闭着眼，听着船外的水声。   船开了，慢慢驶离码头，进入漆黑的海面，陈果夫的妻子、孩子、佣人都在身边，没人敢大声说话，他一路都很安静，偶尔咳嗽几声，家人赶紧递上痰盂，海上风浪不大，但船身一直在晃，他就那样躺着，像一截枯木，没有表情，也没有眼泪，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去避难，是去等死，只是换个地方，拖几天命而已。   几天后，船到台湾基隆港，陈果夫被人抬下船，再转车去台中，他最终选了台中双十路八号的一处住宅定居，台中气候温和，空气好一点，适合养病，房子不算特别大，但清静，有个小院子，家人把屋里收拾好，摆上药瓶、医疗器械、痰盂，陈果夫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很少出门。   到台湾后，他的病一天比一天重，1949年8月开始，喉结核也发作了，声音嘶哑，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想表达什么，只能写在纸上，他曾经是国民党里说一不二的人物，在台上演讲，一句话能调动无数人，现在只能沉默地躺着，看天花板，看窗外的树，看家人担忧的脸。   他在台中的日子，安静、冷清、痛苦。政治上已经失势，蒋介石到台湾后开始整顿国民党，拿CC系开刀，削了他的权，他原来的职务一个个被免掉，经济上也渐渐紧张，弟弟陈立夫后来被逼去了美国，家里没了依靠，看病要花很多钱，他又一向清廉，没什么私产，一度连医药费都快凑不出来，最后还是蒋介石特批了一点钱，才勉强维持。   他每天的生活很简单：吃药、吸氧、休息、偶尔看几页书、写几个字，他写过一些回忆和诗文，字里行间都是对故乡的想念，他写过一首《故乡》，说死后想回浙江吴兴，但他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   1951年1月，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从台中搬到台北青田街，但一切都晚了，8月25日，陈果夫因肺结核加重，在台北病逝，终年60岁，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家人和医生，没有风光大葬，没有高官云集，只有简单的仪式，埋在台北观音山。   1948年12月6日那个晚上，他登上中兴轮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客死他乡的结局，他是国民党溃败的缩影，一个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在时代崩塌时，拖着病体，抢在最后时刻逃离，在孤岛上度过残年，在沉默和病痛中死去，历史没有给他翻盘的机会，也没有给他回家的机会。   以上部分内容是小编个人看法，如果您也认同，麻烦点赞支持！有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方便大家一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