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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汤恩伯脚底抹油溜去台湾。船上挤满了老婆孩子,热闹得很。 可跟了他二

1949年,汤恩伯脚底抹油溜去台湾。船上挤满了老婆孩子,热闹得很。

可跟了他二十多年、当年连嫁妆都贴补家用的发妻马阿谦,却被他像丢垃圾一样撇在码头。

这妇人那年正好五十一,没哭没闹,径直找上新政府,开口就提了一个要求:离婚。这一招,真叫痛快!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浙江武义县人。年少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连身新衣服都穿不上。

马阿谦是同村姑娘,家境殷实。她看中汤克勤,不顾家人反对,带着丰厚嫁妆过了门。

婚后日子清苦。汤克勤整天琢磨出人头地,想去日本念军校。家里根本拿不出路费。

马阿谦二话不说,翻出箱底的嫁妆。金镯子、银耳环,全拿到当铺换成大洋。

钱还是不够。她厚着脸皮回娘家借,凑足了一百块大洋,亲手缝进丈夫的贴身衣兜。

她以为这男人是个靠山。谁知这男人骨子里全是算计,把她当成了向上爬的垫脚石。

汤克勤到了日本,眼界大开。他发现苦读不如攀附,拼命结交军阀陈仪。

为了前程,他改名汤恩伯,认陈仪做恩师。陈仪看中他,把义女王竟白许配给他。

汤恩伯满口答应。他根本不提乡下还有个砸锅卖铁供他留学的结发妻子。

几年后,汤恩伯带着新老婆衣锦还乡。王竟白烫着卷发,穿着洋装,风光无限。

马阿谦穿着粗布衣裤,满手老茧站在院子里。汤恩伯看她的眼神,只剩下嫌弃。

没过几天,汤恩伯递上一份离婚协议。桌上放着几百块大洋,当是遣散费。

马阿谦看都没看一眼大洋。她一把抓起协议,当着汤恩伯的面撕得粉碎。

“这婚我不离。你娶小老婆我管不着,但休想把我从这个家赶出去!”

汤恩伯勃然大怒,拂袖而去。从此两人彻底决裂。汤恩伯去外面升官发财,再没回过老宅。

二十多年过去,马阿谦一个人伺候公婆,种地扫院。冷眼看尽了世态炎凉。

背叛和孤寂,没能压垮她。反而把她传统软弱的脾气,磨砺得像石头一样又冷又硬。

1949年春天,长江防线崩溃。汤恩伯手握重兵,却一败涂地,准备全线撤退。

上海码头乱成一锅粥。汤恩伯包下专船,装满金条、古董和成箱的大洋。

王竟白带着一群儿女,在警卫的簇拥下登上客轮。汤恩伯忙着清点财产,急切逃命。

连副官都问了一句要不要接乡下的家眷。汤恩伯摆摆手,连个电报都没发。

他早把马阿谦当成了一个死人。丢在大陆自生自灭,对他来说是最省事的包袱。

大船拉响汽笛,驶向台湾。武义县老宅里,马阿谦依旧在水井旁洗衣服,不闻不问。

几个月后,解放军打进武义县。新政权建立,开始全面清查国民党军政人员底细。

工作组进村,乡亲们躲着马阿谦走。大家都觉得,战犯的老婆,这回肯定没好果子吃。

马阿谦没躲。她洗干净手,换上一身没有补丁的斜襟褂子,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她走出院门,迎着村里人异样的眼光,大步流星走向新成立的区政府办事处。

办事处里,几个穿黄军装的干部正在办公。马阿谦走进去,往桌前一站。

“同志,我找你们领导有事。”她声音洪亮,一点不打怵。

干部抬头问:“你是谁?有什么情况要反映?”

马阿谦直视对方:“我叫马阿谦,是战犯汤恩伯的结发妻子。我来办离婚。”

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干部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想到战犯家属会主动上门提这个。

一名负责人走过来,拉开椅子:“大姐,你坐下说。为什么要离婚?”

马阿谦不坐。她从怀里掏出户籍底册,用力拍在办公桌上。

“他当年去日本,花光了我的嫁妆。当了大官,转身就娶了小老婆,逼我滚蛋。”

“我不签字,他就把我扔在乡下不管不顾。现在打败仗逃跑,也没问过我的死活。”

“这种薄情寡义的男人,我留着他干什么?我要跟他一刀两断,请政府批准!”

字字句句,斩钉截铁。没有一滴眼泪,没有半点软弱。全是被辜负后的决绝反击。

负责人听完,拍案叫好。立刻安排人员对接当地法院,替她受理这桩特殊案件。

没过多久,人民法院下达正式判决书。宣布马阿谦与汤恩伯彻底解除婚姻关系。

拿到盖着鲜红印章的判决书,五十一岁的马阿谦走出法院大门。她脚步轻快,长舒了一口气。

她不再是战犯的累赘家属。她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成了清清白白的新中国农妇。

她凭着一双手,种菜养鸡,自食其力。在乡下活得坦坦荡荡。

反观逃到台湾的汤恩伯,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受尽冷遇,郁郁不得志。

1954年,他跑到日本做胃部手术。死在手术台上,身边连个送终的亲人都没有。

而马阿谦在武义老家,安享晚年,无疾而终。

这个被狠心抛弃在码头的妇人,用一纸离婚书,给了负心汉最响亮的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