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最后一位 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北京站站长”被捕了，他就是潜伏多年的李家琪，公安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看着大彩电。

主要信源：（环球网——26年前一起轰动北京的潜伏特务案）

1983年2月1日，几辆警车停在了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39号院门口，车上下来一群穿制服的人，领头的朝院里一挥手，几个人鱼贯而入。

院子里，李家琪正窝在一把竹摇椅上，面前摆着一台崭新的彩色电视机，他听见动静，扭头一看，整个人僵住了。

领头的警员走到他跟前，亮出一张纸：“是李家琪吗？跟我们走一趟。”

李家琪没吭声，也没挣扎，只是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裤腿，跟着出了门。

胡同口这时候已经聚了不少人。

在那个年头，一台21英寸的进口彩电差不多顶得上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

李家琪没正经工作，却能掏出这笔钱，邻居们早就在背后嘀咕了。

李家琪老家在河北丰润，小时候跟着爹跑到北平讨生活，在米市大街支了个杂货摊。

1943年他中学刚毕业，一头扎进了军统的“铁血锄奸团”。

进了军统，他学东西快，跟踪、发报、接头样样拿手，没几年就提成了少校。

1947年他升了上校，被派到山东解放区搞破坏，抓了二十多个工会骨干，有三个人在审讯时被打死。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李家琪带着十几个人往西跑，在聊城附近撞上了解放军的骑兵部队。

他化名躲进村子，没多久就被人举报，1950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到青海昆仑农场劳改。

青海那个地方，冬天冷得能把耳朵冻掉，其他犯人老实改造争取减刑，可李家琪不一样。

他脊梁挺得笔直，点名时从来不唱改造歌，别人劝他服个软，他冷笑一声：“我是输在战场上，不是输在道理上。”

就这么犟着，一直犟到了1975年。

那年国庆节前，国家特赦了一批老弱病残的犯人，李家琪正好在名单里。

回到北京后，他在石景山租了一间小平房，白天逛旧货市场，晚上偷偷听短波收音机，一直在找机会跟台湾那边搭上线。

没多久，香港的情报站通过一段暗号广播联系上了他，任命他当“北平站恢复负责人”，还汇来了3000美元的活动经费。

有了钱，李家琪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他在大耳胡同买了两间平房，又找了个姓王的寡妇结了婚。

王寡妇在工厂里干杂活，人老实，根本不知道这个新丈夫是干什么的。

她有个养女叫仇云妹，在国家经委上班，是个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

李家琪开始隔三差五给仇云妹送东西，香港带回来的西装、香水、录音机，一股脑儿往人家手里塞。

仇云妹从小日子过得紧巴，哪见过这些洋玩意儿，慢慢就对这位继父放下了戒心。

从1979年开始，李家琪跟仇云妹说想写点东西，需要看看国家的最新政策，仇云妹没多想，就把单位的机密文件带回了家。

李家琪拿到文件连夜拍照，把底片装进钢笔或打火机的暗格里，再通过香港来的走私客送到台湾。

三年下来，他总共偷拍了86份文件，其中24份属于绝密级别，涉及国家经济布局、能源储备、企业改革这些核心内容。

台湾那边对他很满意，1983年1月专门派了一个代号“白桦”的特务来北京接头，带来了5万港币和一台日本产的21英寸彩电。

李家琪对外人说这是自己的外甥，可邻居们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个“外甥”每次来都神神秘秘的，门窗关得死死的，而且从来不叫李家琪“舅舅”，开口闭口都是“佳琪先生”。

更扎眼的是那台彩电，胡同里谁家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有人干脆写了匿名信，举报李家琪跟台湾人有来往，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马上展开秘密调查。

与此同时，广州那边传来消息，一个叫蔡苹的女人过关时被扣下，身上带着密信和密写药片，一吓唬就全交代了。

两条线索一对上，李家琪的底细就全清楚了。

1983年2月1日凌晨，专案组签发了逮捕令，同年6月，法院判了李家琪无期徒刑，养女仇云妹判了5年，特务周礼清判了15年。

那台惹祸的彩电和所有作案工具一律没收。

案子结了以后，公安部把李家琪的事迹写进了档案里。

负责看守他的劳改队长留下一句话：“此人唯一信仰的就是阴谋，从来没想过输赢以外还有什么价值。”

李家琪被抓之后，台湾那边的电台还在天天呼叫他的代号“7271”，盼着他能回个信。

可那些呼叫全打了水漂，成了一堆没人听的噪音。

这个所谓的“北平站站长”，最后连个响动都没留下，就消失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他的下场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

背叛国家的人，哪怕藏得再深，迟早也会被揪出来，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