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党新七军长李鸿在长春投诚后，解甲归田后回湖南老家，1950年受孙立人邀请由香港转道去台湾投靠老上级，结果到了台湾，受孙立人案牵连入狱。由于拒不认罪，被台湾军事法庭长期关押。
1975年7月14日，李鸿终于走出关押他的地方。进去时，他还是四十多岁的前军长；出来时，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二十五年过去了，他没有等到一句无罪，只得到一纸减刑决定。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正式判决直到1971年才作出。换句话说，他先被关了二十一年，后来才被判无期徒刑。
李鸿是湖南湘阴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早年的军旅生涯中，真正让他站稳脚跟的不是人情，而是抗日战场。他参加过淞沪抗战，后来进入孙立人统率的新三十八师，在缅北丛林里同日军作战，先后担任团长、师长。恶劣天气、疾病和断粮，有时比正面交火更折磨人，他却在这样的环境中打出了名声。
他与孙立人的关系，也是在一次次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两人并非普通的长官与部属，而是从税警总团、新三十八师一路走来的老搭档。抗战结束后，新一军被调往东北，1947年又拆分出新七军，李鸿出任军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那时的他不会想到，长春会成为日后定罪时反复翻出的旧账。
1948年，长春被围，补给越来越困难。到了10月，守军内部已无力维持。第六十军起义后，城内防线迅速瓦解。李鸿当时患病，军务由副军长代理，最终随部放下武器。对一座已经断粮、援军无望的孤城来说，继续打下去，只会增加官兵和百姓的伤亡。
此后，李鸿被送去学习，1949年回到湖南。他脱下军装，没有继续留在军队，也没有接受新的任职安排。经历多年战火之后，他只想在家乡过安稳日子。可1950年春，孙立人从台湾地区传来邀请，希望这位熟悉训练和作战的老部下过去帮忙。
李鸿并非没有顾虑。他在长春有过放下武器的经历，身份本就敏感，台湾地区当时又处在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中。身边也有人劝他别走。但多年战场情谊压过了戒心，他最终带着家人离开湖南，经香港转赴台湾地区。对他来说，这是投奔旧部，也是重新寻找一条生活出路。
刚到台湾地区时，李鸿并没有马上受到冷落。同行旧部中，有人很快获得军职，李鸿自然以为，过去的抗战资历和袍泽关系能让自己重新立足。然而，围绕孙立人的猜疑正在加深。凡是从新一军系统出来，又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都逐渐进入情报机关的视线。
1950年6月30日，李鸿与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人被羁押。办案人员指控他们赴台的目的，是联络旧部、争取孙立人。审讯者真正想得到的，不只是李鸿个人认罪，而是一份能够把孙立人卷进去的口供。李鸿始终否认这些指控，也不肯顺着审讯方向编出所谓计划。
案件的问题很明显：指控说得很大，能够落到具体行动上的证据却十分有限。后来审理时，主要依据被告在侦查阶段的口供，以及同案人员之间的相互供述。李鸿等人在庭审中翻供，并提出审讯受到逼迫。既没有查出完整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证明他们真正掌握兵力，更没有发生所谓策应活动。
如果证据不足，正常做法应当是释放，或者尽快审判。李鸿遇到的却是另一种局面：人一直关着，案子一直拖着。1955年孙立人事件爆发后，他早年的部属被大批调查，李鸿等人的案件也被重新串进这条线。直到1968年，军方才正式起诉，此时他已经失去自由十八年。
1971年，军事法庭以“意图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为由，判处李鸿等人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长春放下武器、赴台经过以及审讯口供，被拼成了一条所谓证据链。可多年后的补偿审查明确指出，案中没有具体的叛乱计划和实际行动，原判认定缺少足够实据。
1975年，李鸿被减为有期徒刑十五年，随即获释。名义上是减刑，实际上他已经被关了二十五年零半个月。出狱后，他留在台湾地区南部生活，再没有回到军中。1988年，他带着未能洗清的罪名去世。那一年，他等来的仍不是正式撤判。
直到多年以后，家属才获得补偿。2019年5月，原有罪判决被公告撤销。这份迟到的决定说明，李鸿当年坚持不认罪，并非毫无依据。他赴台是因为相信老上级，也相信抗战时期结下的关系能够保护自己。可在政治猜疑面前，旧日军功和私人情分都变得轻如纸片。
李鸿的遭遇最值得追问的，不是他当初为什么要走，而是一个缺少具体行动证据的案件，为何可以先把人关上二十多年，再用一纸判决补上罪名。他在缅北战场没有退缩，在漫长审讯中也没有用虚假口供换取自由。可等到判决被撤销时，人早已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