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57 岁男子乘坐出租车，途中突发心 梗，司机长达 27 分钟未能发现乘客异常；察觉男子失去反应后，没有第一时间拨打 120，听从车队建议先驾车前往派出所，最终男子抢救无效离 世。

家属将出租车公司、车主、司机一并诉至法院，索赔 30 余万元。法院判决出租车公司承担 20% 责任，赔偿 20 余万元。公司赔付后向车主追偿，车主支付 10 多万元赔偿款，随后依据出租车承包合同起诉司机。

2025 年，西安市临潼区法院开庭审理该追偿案件，车主刘玲玲拿出 2019 年签订的出租车大包协议。协议约定，营运中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及相关费用，由承包驾驶员承担。

刘玲玲已经支付 10 余万元，诉求司机李鹏予以返还。法官想要判断协议能否支持诉求，仍需要回看 2022 年秋天乘客发病那次处置全过程。

车载记录显示，张峰 8 时 28 分上车，8 时 31 分左右已经出现身体歪斜、手臂下垂的状况。雨天行车途中，李鹏直到 8 时 57 分才发现张峰无法回应。

李鹏停车检查后没有立刻拨打 120，咨询同行、联系车队后，驾车前往派出所。9 时 13 分，在民警提醒之下，李鹏才呼叫急救人员。

这一段处置流程之所以成为审判重点，可以参考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应急操作指南。2021 年 4 月，交通运输部要求道路运输经营者加强驾驶员应急培训。

指南针对驾乘人员突发疾病明确处置路径：优先在安全区域停车，查看患者情况；病情不明或者较重时，及时拨打 120，也可就近送医。司机无需具备心梗、脑梗专业诊断能力，但不应当将向车队汇报、内部请示置于紧急医疗求助之前。

规范的应急处置并非纸面要求。2026 年 5 月 11 日 19 时许，重庆市大渡口区李雪芮全民健身中心内，胡俊龙突然倒地，身体抽搐，呼吸逐渐减弱。

周新又第一时间开展救援，现场有人拨打 120，有人实施胸外按压，有人取来 AED，护士娄婷轮换参与施救。

周新又曾在 2023 年 9 月参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首次现场施救虽内心紧张，但持续开展按压。整套院前处置耗时 4 分 25 秒。

胡俊龙恢复自主心跳，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这个案例说明，拨打急救电话、心肺复苏、取用 AED 可以同步开展，不需要逐级等待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 2024 年 2 月 20 日发布的养老服务典型案例，呈现出另一类裁判思路。王某在老年公寓摔倒，确诊大面积脑梗死伴出血转化，最终离世。

工作人员发现王某后及时搀扶、通知家属并安排送医。法院结合入住健康评估、托养协议和现场处置经过认定，老年公寓已履行与自身服务能力匹配的救助义务，处置无明显不当，驳回家属赔偿请求。

两类事件对照能够看出，法院评判标准，不在于普通人能否成功挽救生命，而是发现异常后，有没有及时采取能力范围内最合理的举措。

中国红十字会公布的成人心肺复苏流程同样强调：发现患者无意识、无正常呼吸，应当立即呼救，拨打急救电话、寻找附近 AED，并尽快开展胸外按压。

出租车企业也应当把这套处置顺序纳入车队应急预案，驾驶员上报情况时，管理人员首先确认是否已经拨打 120，再处理营运报备事宜，避免驾驶员慌乱中优先请示而延误救助。

张峰案件中，法院认定乘客自身疾病是死亡主要原因，司机发现异常之后处置迟缓，构成次要过错，出租车公司作为承运人承担 20% 赔偿责任。

出租车公司依据 2018 年 4 月 1 日服务管理协议向车主刘玲玲追偿，刘玲玲继而凭借大包协议起诉司机李鹏。

临潼区法院最终认定，大包协议合法有效，刘玲玲已经实际支付的 10 余万元属于实际损失，李鹏应当返还；剩余尚未支付的款项，刘玲玲可在实际履行完毕后另行主张。

三场连环诉讼最终落脚一条简单准则：乘客呼喊不应、意识异常时，驾驶员应当安全靠边停车，第一时间拨打 120，按照急救人员指引开展后续处理。

信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