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潜伏在日寇“心脏”的地下党施亚夫刚回到家，伪副师长的妻子就找到了他，悄悄对他说道：“今天我在师长家打麻将时，听师长夫人说，日军怀疑你是新四军，你可要当心啊！” 1941年，为了掌握敌方动态，组织上给了他一个任务：想办法“投靠”汪伪政权，站稳脚跟。 这可不是件容易事。汪精卫也不是傻子，他急着扩充实力，但也怕被人耍。听说南通有个叫施亚夫的拉起了一支“绥靖军第7师”，立马派心腹严济南去摸底。 当时施亚夫手里有多少人？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撑死也就一两百号人。可要投靠，没点实力谁看得上你？ 施亚夫脑子一转，计上心来。他先把严济南好酒好菜地招待着，然后找借口说要去上海办点事，三天就回。他去上海干嘛了？他和副官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本上海的电话号码簿！ 回到饭店，他雇了两个人，连着熬了三个通宵，把电话簿上的人名，一个个抄下来，编成了一份足足有一万五千人的伪七师官兵花名册，电话号码就改成枪支编号。 严济南一看这厚厚的花名册，人都傻了，这实力够硬啊！想去部队视察？施亚夫早就安排好了，提前在城外安排人放冷枪，制造新四军袭扰的假象。严济南是个惜命的，一看这架势，哪还敢去，当即就信了。 就靠着这本电话簿，施亚夫成功忽悠了汪精卫，被正式授予伪七师中将师长，还被请到南京参加将校集训班，成了汪精卫面前的红人。 当上这个伪中将师长后，施亚夫的工作才真正开始。他就像一个走在刀尖上的舞者，身边全是豺狼虎豹，一步走错，万劫不复。他得一边跟日伪军高层虚与委蛇，一边把命悬一线的情报送出去。 怎么送？用密电？太容易暴露。施亚夫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用香烟和火柴盒。 这套暗号只有他和特定的联络员懂。一盒不满的火柴，代表鬼子要出动一个小队；一盒满的，就是一个大队；一听“大炮台”香烟，那事儿就大了，意味着敌人要出动一个联队。情报员只负责送东西，连自己送的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最大限度保证了安全。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1942年的南坎会议。 当时，新四军代军长粟裕在南通海边的南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商讨反“清乡”斗争。这事儿绝对机密，可鬼子那边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日军南通最高指挥官小林信男拿到密报，详细到新四军干部们的返程路线，准备布下天罗地网，要把我军高层一网打尽。 在日伪军的联席作战会议上，施亚夫看到了这份情报，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后背的冷汗都冒出来了。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还“反驳”小林信男，说南坎那地方两面是海，新四军不可能那么傻，这怕不是共党的圈套吧？ 小林信男一听就急了，拍着桌子吼道：“你是在质疑我们特高课吗？没有十成把握我不会开这个会！” 这话一出，施亚夫心里全明白了：情报是真的，而且我军内部出了叛徒！ 会议一结束，他立刻叫来亲信，让他火速送两盒香烟到联络点。这个情报太关键了，它不仅是预警，更是告诉组织：内部有鬼！ 粟裕收到情报，也是大惊失色。他立马下令，派骑兵飞驰追赶已经踏上归途的干部们，通知他们改变路线；同时，所有电台保持静默，防止敌人侦测。最险的是走水路的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根本联系不上，最后是派小渔船到海里找了四天才找到他，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接着，施亚夫又送来一张画着电台耳机的简笔画。粟裕一看就懂了，问题出在电台！经过秘密排查，最终揪出了那个隐藏极深的日特——电报科长。此人一除，新四军内部的安全隐患才算拔掉。 如果没有施亚夫这次的情报，后果不堪设想。几十位新四军高级将领，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这就是粟裕为什么说，是施亚夫救了新四军。 1944年，日寇的败相越来越明显，也变得越来越疯狂。由于多次行动泄密，小林信男开始怀疑伪军高层有内鬼，对施亚夫的监视也越来越紧。 那天，施亚夫刚回到家，伪三十四师副师长范杰的妻子就急匆匆地找上门，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出了那句要命的话：“今天我在师长家打麻将时，听师长夫人说，日军怀疑你是新四军，你可要当心啊！” 这句话，就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敌人的屠刀已经悬在了他的头顶。 情况万分危急，再潜伏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施亚夫立刻向组织请示，决定率部起义。经过周密部署，他一边假装和伪师长田铁夫通宵打麻将，稳住对方，一边悄悄集结信得过的部队。 1944年1月6日凌晨，施亚夫瞅准时机，果断率领一千多名官兵冲出如皋县城，奔向了解放区。当他带着队伍回到阔别已久的根据地时，受到了同志们最热烈的欢迎。那一刻，这位在敌人心脏里战斗了数年的英雄，终于回家了。 他的功劳，不仅仅是送出了几份情报，更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挽救了革命的火种。新中国成立后，他脱下军装，在地方岗位上继续为国家建设发光发热，直到2010年去世，享年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