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杜月笙前往上海，认为当不了市长至少也是副市长。火车快到上海时，蒋介石委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为上海市长，杜月笙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 1937年，淞沪会战打得天昏地暗。老蒋，也就是蒋介石，心里急啊。上海这地方，龙蛇混杂，光靠正规军，很多事情不好办。他得找个地头蛇，一个能镇得住场子、一呼百应的人。找谁？蒋介石的算盘打到了杜月笙头上。 这事儿派谁去说最合适？戴笠。戴笠跟杜月笙那是什么交情？说起来有点意思。当年戴笠还是个小混混的时候，就在杜月笙的赌场里玩骰子，技术高超，把赌场给镇住了。杜月笙一看，嘿，这小子不简单，是个人物。当场就结拜了。你说这叫啥？这就是杜月笙一辈子信奉的哲学：钱财用的完，交情吃不光。他存的不是钱，是人情。 所以戴笠一开口，杜月笙二话没说，就应下了。要人出人，要力出力。他愣是动员青帮、工人、学生，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特别行动队”，番号叫“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支队伍，在上海的街头巷尾，跟日本人玩命。他们搞突袭、玩狙杀、探情报，救助难民。虽然最后仗打输了，这支队伍伤亡惨重，两千七百多个弟兄没了，但杜月笙的这份力，老蒋是看在眼里的。 蒋介石一个正儿八经的国家元首，怎么会跟一个青帮头子合作？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了。老蒋的策略，说白了就是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在上海那个地界，杜月笙的能量比政府公文好使。他一句话，码头工人能停工，工厂能关门。这种力量，在战争时期，是必须团结和利用的。 除了出人，杜月笙还出钱。当时的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急需通讯器材，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杜月笙知道了，直接下令把自己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给拆了，送到前线去。上海沦陷后，他更是花大价钱买《西行漫记》这些进步书籍，送到租界里的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 日本人那边呢，也盯着他。想拉拢他，跟他合作开银行，一起赚中国人的钱。杜月笙怎么回的？他托人带话：“我杜月笙就算穷死、饿死，也绝不当汉奸。”这话，他说得斩钉截铁。 更绝的还在后头。1939年，汪精卫跟日本人签了卖国密约。汪的随行高宗武、陶希圣两个人，良心发现，揣着密约的副本就跑了。这要是让汪精卫的人抓回去，小命不保，密约也得石沉大海。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消息，立马飞到重庆报告老蒋，同时安排自己在上海的头号门徒万墨林，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两人从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救出来。这场营救，跟电影演的似的，惊心动魄，最后硬是把人给安全送走了。 干了这么多事，桩桩件件都是提着脑袋在干，都是在为老蒋的国民政府卖命。杜月笙心里能没点想法吗？他觉得自己这份“投资”，怎么也该到“分红”的时候了。 可事情就坏在，他不仅仅是个“爱国者”，他还是个“生意人”。1943年，他在重庆搞了个“通济公司”。这公司是经过蒋介石默许的，用后方的战略物资，去换沦陷区的棉纱。这事儿在当时，确实缓解了后方的物资短缺。但问题是，你这是在跟敌人做生意啊。不管初衷如何，落在别人眼里，就成了“大发国难财”。这一下，杜月笙的形象就复杂了，也给了政敌们攻击他的口实。 所以，当1945年，杜月笙的火车轰隆隆地快要开进上海站的时候，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一封电报传来，老蒋的任命下来了： 上海市长，钱大钧。 副市长，吴绍澍。 警察局长，宣铁吾。 钱大钧，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心腹中的心腹。吴绍澍，他是杜月笙的门徒。让徒弟当副手，看着自己的老板，这手腕，够可以的。既安抚了杜月笙的势力，又埋下了一颗钉子。宣铁吾，军统的干将，警察局这种要害部门，必须交给最信得过的人。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杜月笙当场就懵了。他心里明镜儿似的，这不是简单的职位安排，这是蒋介石在告诉他：杜先生，你的时代过去了。 抗战的时候，你需要地头蛇的力量，需要有人帮你处理那些政府处理不了的脏活累活。现在抗战胜利了，要建国了，要讲法统了。上海作为中国的门面，市长怎么能是一个青帮出身的人物？在国内怎么服众？ 说到底，杜月笙一生精于“会做人”，他看透了无数人心，却终究没能完全看透和蒋介石的关系。他以为他跟老蒋是合伙人，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可在老蒋眼里，他们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临时的、基于利益的联盟。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杜月笙在那个瞬间，应该是体会得淋漓尽致。他为上海流过血，出过力，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上海的抗战局面会更难看。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功劳而停留。 他回到上海，终究只是一个“社会贤达”，一个被供起来的符号。他昔日的权势和影响力，在国家机器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后来他远走香港，在病榻上销毁了所有的借条，对子女说“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也算是一种彻悟吧。一代枭雄，最终客死异乡，连魂归故里的愿望都没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