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军攻入太原内城，王靖国调来十几辆坦克，准备做最后一搏。

天刚蒙蒙亮，太原城头还飘着硝烟味儿。老百姓缩在地窖里、灶台底下，耳朵贴着地面听动静，那轰隆隆的坦克声震得碗筷直晃。王靖国这人，阎锡山手下的铁杆“晋军”头子，到了这一步还不死心。他蹲在绥靖公署的地下指挥所里，脸色铁青，冲着电话吼：“坦克！全给我开上去！堵住巷口！”十几辆日式坦克冒着黑烟从坝陵桥方向冲出来，履带碾碎了满街的砖头瓦块。

可解放军早不是当年那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了。你想想，从打石家庄开始，攻城战里头怎么对付坦克，战士们心里门儿清。有个叫刘二柱的班长，山东大汉，扛着炸药包就翻上了房顶。他对身旁的战士说：“瞅准了，第一辆打头，后头那些就是死鳖。”话音没落，三颗手榴弹绑一块儿，精准塞进了领头坦克的履带缝隙。轰的一声，铁疙瘩瘫在柳巷口，后头的坦克挤成一团，进退两难。

这时候得说句实在话：王靖国调来的这些坦克，看着唬人，实际上缺油少弹，连无线电都坏了一半。为啥？阎锡山跑南京要援助，蒋介石给的全是二手货，有的坦克还是从云南战场拉回来的破烂。国民党内部那点算盘打得精，保存实力，谁都不愿把自己的家底赔在太原。王靖国心里跟明镜似的，可他不敢降，也降不了。他手上沾过太多血，抓过多少进步学生，活埋过多少共产党人。这种人，投降也是死，不如赌一把。

坦克冲进大南门街，炮塔转得吱吱响，可街道太窄，巷子七拐八拐。解放军战士攀着房檐、跳进院子，从四面八方扔燃烧瓶。有个十七岁的小战士，刚参军三个月，抱着个酱油瓶子改的燃烧弹，愣是摸到坦克屁股后头，点着了发动机散热窗。坦克里的兵烫得嗷嗷叫，掀开盖子往外爬，被一顿枪托按在地上。俘虏哆哆嗦嗦地说：“长官饶命，俺们也是抓来的壮丁……”解放军干部摆摆手：“起来，解放军不杀俘虏，给碗热水喝。”

打到上午九点多，十几辆坦克只剩三辆还能动弹。王靖国在指挥所里听着枪声越来越近，突然把帽子一摔，掏出手枪顶住太阳穴。旁边的参谋长一把抱住：“司令！外面还有五千弟兄呢！”王靖国愣了半天，手垂下来，瘫在椅子上。他最终没自杀，也没投降，被冲进来的解放军从地道里揪出来的时候，浑身抖得像筛糠。

说句难听的，这帮国民党将领，打内战时比谁都狠，真要承担后果了，一个个怂得不像样。太原解放了，可城里满目疮痍，老百姓的粮食早被阎锡山的“兵农合一”政策搜刮干净了。解放军的卡车拉着小米和咸菜开进城，孩子们追着车跑，大人们蹲在墙根底下哭。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是那种终于熬出头了的哭。

王靖国后来被俘送去改造，临上车时问一个解放军战士：“你们不怕死吗？”战士回了一句：“怕死能过上好日子？”王靖国低下头，再没说话。

那十几辆坦克的残骸，在太原街头趴了好几天。孩子们爬上去玩耍，妇女们把破布挂在炮管上晾衣服。历史就这么简单，该碎的，迟早得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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