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城破的时候，洪天福贵刚从睡梦中惊醒。
他爬上龙椅才一个多月，连朝会都没开过几回。城墙上的喊杀声传来，他才意识到，那座被他父亲叫了十四年“小天堂”的城市，真的要塌了。太监宫女四散奔逃，没人管他。他胡乱套上衣服，骑上一匹马，从天京城后门冲了出去，一头扎进了山里的密林。
马跑了三天三夜，终于跑不动了。他下马，靠着一棵树坐下，才发现自己连干粮都没带。
深山里有一户人家收留了他。那是一户种田的农民，看他衣裳破旧、面容疲惫，以为是逃难的落难人。老两口给他端了一碗粥，他喝了一口就皱着眉说：“太淡了。”让他帮忙劈柴，他劈了两下就喘不上气，说：“这些粗活我从来没干过。”夜里睡觉嫌床板太硬，问有没有铺锦褥的。
三天之后，老两口把他推出了门。不是嫌他穷，是嫌他太麻烦。一个连碗粥都要挑剔的人，怎么可能是逃难的平民？
身无分文的他沿着山路往下走，饿得头昏眼花，只能沿路乞讨。山里人日子过得紧巴，没人愿意把一个看起来不正常的年轻人领回家。他越走越靠近县城，心想城里人多，讨饭容易些。可他还没走进城门，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画像，旁边四个大字：悬赏通缉。他盯着画像看了半天，才认出那画的是自己。
当天夜里，他就被抓了。清兵把他按在地上的时候，他嘴里只嘟囔了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
曾国藩派沈葆桢审他。沈葆桢是出了名的精明人，可审了三天，他也开始怀疑——这人是洪秀全的儿子？他不是装傻，是真傻。问国家大事，他说“我父亲不让我问”；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只读了几天”；问他为什么造反，他说“是我父亲干的，不关我的事”。为了活命，他还写了一封长长的“自白书”，把所有责任全推给洪秀全，甚至交代了太平天国那些不为人知的后宫细节：洪秀全正式妃子八十八个，侍女数千人，他本人九岁就有了九个妃子。这些话沈葆桢听完都在摇头——不是同情，是不知该说他老实还是该说他蠢。
审讯持续了十天。曾国藩从那份自白书里什么都没捞到，也意识到洪天福贵肚子里根本没有宝藏的下落。他写了一封奏折，把审讯结果送去北京。慈禧看完报告，只说了一句话：“没有用处的人，留着做什么？”
公元1864年冬天，洪天福贵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他死的时候，太平天国覆灭了还不到半年。他这一生，既没打过仗，也没做过决策，甚至连“反抗”两个字都没敢说出口。他最大的罪，是生在了错误的人家，坐在了一把不该他坐的椅子上。历史的最后一刀，没有落在一个篡位者头上，也没有落在一个英雄头上——它落在了一个连自己为什么死都不太明白的少年身上。他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观众，等戏散了，他被留下来清场。那把龙椅，他还没来得及坐热，热的是他最后流在刑场上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