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教授曾毫不避讳地指出：“《易经》根本毫无逻辑，就是那个狗屁不通的东西，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拖了中国科研的后腿！”然而，英国科学家却持有不同观点，并勇敢宣称：“《易经》高于欧洲的科学和哲学！”


2004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教授做了一场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提到，中国传统思维里有归纳法，但缺少推演法——而近代科学恰恰需要两者兼备。


他举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例子。明朝末年，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著作，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推演法系统化的巨著。


徐光启翻译完后感慨，推演法有个特点叫“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推论一环扣一环，顺序不能颠倒。


可这本书翻译出来将近三百年，在中国没掀起什么波澜。杨振宁认为，这跟中国人传统思维不太容易接受推演逻辑有直接关系。


他还点了“天人合一”的名，认为这种观念把天的规律和人世的规律混为一谈，而近代科学恰恰要承认“天”和“人”是两回事。


这话一出，当时就引发了巨大争议。很多人觉得，一个物理学家跑到传统文化的地盘指手画脚，未免跨界太远。但一个顶尖科学家的观察，也未必全是外行话。他指出的确实是一个事实：中国传统思维不太注重形式逻辑和公理化的推演体系。


可问题在于，把近代科学落后的“锅”全甩给《易经》，它背得动吗？杨振宁自己也说了，原因有五个——除了思维方法，还有入世的传统、科举制度、轻视技术等等。把其中一条抽出来说成“罪魁祸首”，这不符合他一贯严谨的科学精神。


更有意思的是，对《易经》给出极高评价的，恰恰是西方顶尖科学家。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提出了“互补原理”——比如光既是粒子又是波，两种看似矛盾的性质同时存在。


玻尔认为，中国的太极图很能象征他的并协理论。1937年他来中国访问，看到太极图后大加赞叹，认为“阴阳对立又互补”的形象完美诠释了他的互补原理。


后来丹麦国王授予他荣誉勋章，玻尔亲自设计族徽，把太极图放在了正中央，还刻了一句拉丁文：“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对立即互补。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也是类似的情况。他发明的二进制，后来成了计算机的基石。莱布尼茨与在华传教士白晋长期通信，白晋研究《易经》颇有造诣，曾把伏羲六十四卦图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看到八卦的阴阳爻，发现与自己设想的二进制体系高度吻合，大受启发。


当然，学界对这事有争论——有学者认为，莱布尼茨在1679年已经写出了二进制体系的论文草稿，而看到卦图是在1701年之后，两者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但至少可以肯定，莱布尼茨本人视《易经》为古代智慧的重要成果，并从中获得了印证和灵感。


同样一本《易经》，在杨振宁眼里是缺乏推演逻辑的“绊脚石”，在玻尔和莱布尼茨那里却成了激发灵感的“智慧泉”。


这说明什么？说明《易经》本身是一面多棱镜，你从哪个角度照，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它提供的是观察世界的“框架”和“原型”，而不是具体的物理公式。你没办法拿着它推导万有引力，但可以从“阴阳对立统一”里获得理解复杂系统的方法论启示。


说到底，《易经》诞生在三千年前，那时候人类还在用龟甲占卜，你不可能要求它具备现代科学的形式逻辑。它的长处在于宏观、辩证、整体性地看问题，短处在于缺乏精确性和可验证性。


真正阻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恐怕不是哪一本书，而是一种心态——明末清初西方科学传入时，主流社会对那些“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这种“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自满，比任何一本书都更致命。


回到杨振宁和玻尔的争论。其实他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杨振宁谈的是“为什么传统思维没能孕育出近代科学”，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玻尔称赞《易经》，是把它当作哲学智慧和文化资源，看重的是它对现代科学的启发意义，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两者并不矛盾。


如果把科学比作一棵树，那《易经》式的传统智慧更像是滋养它的土壤，而不是树干和枝叶。土壤肥沃，不等于树自己就能长高；反过来，树的生长也确实离不开土壤里的养分。


今天的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溢美之词，最缺的恐怕还是那种刨根问底、较真推演的“笨功夫”。如何让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科学方法真正对话，而不是互相贴标签，或许才是更有意义的命题。


信源：台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