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6日，广西凭祥友谊关前，我军部队正在有序撤回境内。当最后一辆军车驶过边界线时，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持续28天的军事行动结束了，但另一场影响深远的战略博弈才刚刚开始。我军撤回时，带走了三样东西，影响越南至今，让其几十年难以翻身。

我军撤军过程中，对越南北部工业设施的系统性回收与破坏，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手。

在同登、谅山、高平等战略要地，我工程部队携带专业设备，拆卸了62家大型工厂的核心机器。这些设备中，不少是60-70年代中国援建的化肥厂、水泥厂、发电厂的关键部件。

谅山磷肥厂的旋转窑被整体拆解运回，禄平水泥厂的球磨机核心部件被卸下——这些设备总重超过8000吨，通过临时修建的运输通道运回国内。

更重要的是技术资料的回收。在太原钢铁联合企业（由中国1960年援建），我军技术人员找到了完整的生产线图纸、设备说明书及生产记录，这些重达3吨的资料被装箱运回。

越南后来重建该厂时，不得不重新向苏联求援，花费了比原造价多两倍的资金和五年时间。

撤军阶段的交通设施破坏堪称教科书式的战略行动。我军在撤出谅山至同登的交通走廊时，实施了精确的定向爆破：摧毁了7座铁路桥的桥墩结构；破坏了12处公路枢纽的立交基础；在4条主干道设置了纵深雷区。

最致命的是对同登火车站的处置。这个中越铁路枢纽的调度中心、货场龙门吊、维修车间被系统拆除，铁轨被大面积扭曲。越南后来统计，仅恢复铁路运输就花了三年时间，而中国通过这次行动，实际上将越南北方经济恢复的时间表推迟了至少五年。

最容易被忽视却影响最深的是人才流失。随着我军撤回的，还有超过1.2万名华侨技术人员和曾在华留学的越南专家。这些人大都集中在机械、化工、冶金等领域，是越南工业体系的“技术大脑”。

河内拖拉机厂的27名中国培训过的工程师全部随军撤回，导致该厂在80年代初技术升级计划搁浅。太原钢铁厂36名炼钢技师中，有31人选择离开越南，该厂此后十年未能恢复战前产能水平。

这些技术人员带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生产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标准。越南后来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人时，不得不从头建立培训体系，这个人才断层直接影响了80年代的经济改革。

这种组合拳的效果在80年代逐渐显现。1985年，越南工业产值仅为1978年的67%，化肥产量下降至战前的43%。更重要的是，越南被迫将大量资源投入北方重建，严重影响了南方的农业改革和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据报道，其北方工业带在1979-1985年的停滞，使其错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转型期，至少延误了十年发展时间。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军事行动背后的战略，是无比的高远和智慧，可见，现代战争中，摧毁敌人的战争潜力比歼灭有生力量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