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国之后长期休养，没有军衔和工作，1955年评级时，工作人员犯了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却同时给出意见：让他享受副总理待遇！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郑位三，这个名字在今天或许并不常被提起，但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征途中，他是一位不可忽视的身影，他没有耀眼的头衔，也没有太多被广泛传颂的故事，但他的一生，却是一部深沉的革命史，他身上那种不动声色的坚韧与朴素，正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缩影。 他出生在湖北红安的一个农民家庭，原本名字并非“郑位三”，年轻时在一次考试中考了第三名，他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位三”，一种朴素而天真的自勉，也暗含着对进步的渴望，后来，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受触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那个风起云涌、命运多舛的年代。 1927年，大革命失败，那一年，郑位三刚刚25岁，党组织在各地受到严重破坏，他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为了寻找组织，他靠着双脚，从黄安一路走到武汉，这段旅程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明确的路线，走的是山路、村道、田埂，他靠着问路、打听、找旧识，一步步摸索着前行，最终，他在武汉找到了党组织，也找回了自己的革命方向。 很快，他被派回黄安，组织当地的武装起义，这便是后来震动全国的黄麻起义，这场起义不仅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根据地的重要起点之一，起义成功后，郑位三没有离开，而是留在根据地，组织农民、分发土地、建立政权，他为农民开办夜校，教他们识字；他建立农会，惩治豪绅；他四处走访，了解民情，这些工作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尤为不易，但他始终坚持。 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成为鄂豫皖苏区的重要领导者之一，这个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革命核心区域，郑位三常年奔走在山林之间，白天做动员、分配物资，晚上与干部研究计划，他生活极为简朴，身上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甚至有人曾误把他当成伙夫，他不以为意，继续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红军主力准备长征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愈发动荡，国民党的围剿一次比一次凶猛，粮食紧缺，物资稀少，大部队撤走后，有人必须留下来组织群众、掩护撤退，这个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到了郑位三头上，他带着少量部队，在敌军重重包围中坚持游击战，时而转移、时而反击，极大地牵制了敌人。 那段日子极为艰苦，他的母亲因为食物短缺，误食了有毒的野草中毒而亡，他的妻子在一次战斗中被迫进入深山躲避，最终冻死在一个没有出路的山洞里，失去至亲的痛苦并没有击垮他，他擦干眼泪，继续带领战士在敌人后方周旋，由于敌军严密封锁，队伍一度粮尽弹绝，他带头采野菜、喝山泉，和士兵们同吃同住，毫无怨言。 1934年，他随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然而途中接到命令，他被安排留在陕南地区，带领一支小队伍继续开展游击战，他因地制宜，组织村民昼伏夜出，白天务农掩护，晚上集中作战，这种战术有效打击了敌人，又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他们把几百人的队伍发展到上千人，成为后来陕南革命力量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再次返回自己曾经创建的根据地，组织抗日武装，他在大别山地区重整旗鼓，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不是那种靠喊口号的领导者，他沉稳、务实，常深入村寨与群众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的困难。 1940年代，他作为党中央的代表进入新四军第五师，负责整顿作风、审查干部，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刻，郑位三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帽子风”，也不搞“逼供信”，他亲自调查，听取多方意见，力求公正，正因为如此，许多干部免于冤屈，队伍也保持了团结，他一向低调，从不以代表身份压人，反而处处尊重基层党委的意见。 解放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中原局的主要领导，与李先念等人共同策划中原突围，那时候他肺病严重，经常咳血，但他坚持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他让炊事班把仅有的一点面粉做成烙饼，全分给突击队员，自己吃野菜，他知道，士气比食物更重要，他们最终成功突围，为中国革命赢得了战略主动。 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因长期积劳成疾，被安排到干休所疗养，他主动辞去所有职务，不再担任任何领导岗位，他的想法很简单：革命胜利了，位置应该留给年轻人，他搬到北京后，组织安排他住进高级干部宿舍，他却坚持住到普通干部楼里，生活上他一如既往地节俭，衣着朴素，出行低调，他的工资大部分用来资助烈士家属，自己和家人过得极为简单。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郑位三：功成不必在我的“布衣元帅”》、人民网《中原突围中的“定海神针”》、中央档案馆1955年干部评级会议纪要（档号ZY-0035-76）、《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