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感到幸福的一张合影！值得珍藏！ 长沙的冬天一向不算暖和，1922年那个年尾，毛岸英出生在城里。 出生时家境还算平稳，但好日子没过几年，局势变了。 父亲离开在外，母亲杨开慧带着几个孩子，被盯上了。 1930年，杨开慧被捕。那时毛岸英才八岁，跟着母亲一起关进牢里。狱里的光线很暗，铁门吱呀一声关上，一切安静下来，像被隔绝了。 后来母亲被押去刑场，孩子留在牢里没来得及反应，枪声响了，母亲就没了。 出去以后，兄弟几个被带去了上海。 落脚不稳定，亲戚家、同志家换着住，饭不是天天有得吃，衣服也常穿旧的。 学也没怎么上，早早跟着大人做点手工糊口。毛岸英手脚麻利，糊纸盒扎纸花样样能干，不吭声，干活时候眼睛低着。那种从小压下去的劲儿，后来一直没改过。 1936年，去了苏联，在国际儿童院落了脚。 那儿的孩子，大都是各国共产党人留下的孤儿，语言不通，背景各异，但彼此都不太吵闹。 饭堂吃饭规矩多，纪律严，不顺手。 他不说俄语，一开始和人交流靠比划，后来学得快，半年后能正常开口说话。 在那儿，他做了少先队的大队长，人挺沉得住气。外人以为他是靠父亲名气上的，其实那时候毛在中国国内境况也不好，名声不是光环，他是靠着自己熬出来的。 1939年收到一封信，信不长，几百字。 父亲让他别急着谈政治，要多学科学，多看自然的东西。还嘱咐别让人夸几句就飘了。信跟其他家长写的也差不多，念叨几句，但能看得出来，父亲是放心不下。 后来他去苏联红军学院学习，正赶上战争爆发。 跟着部队真上了前线，打的是德国。白俄罗斯那一段战线最难熬，吃不饱，睡不好，枪声没断过。他在炮火里呆过，伤没受大伤，但熬过了。 战争结束时拿了个中尉军衔，能看地图会写电报，还跟翻译一块接触过苏军高层。 1946年回国，到延安，一身苏军军装，气派足够。 但没几天，那身军装被换了，灰布衣服套上，送去延安郊外种地，说是“上劳动大学”。 地是黄土，风大，住的是窑洞，水井离得远，洗澡得排队。 他和老百姓一起下地，挖沟种菜，第一次淘羊粪时还被溅了一脸，没喊疼没喊脏，拿袖子一擦继续干。 种下的白菜长起来时，他特高兴，围着菜地转了好几圈。 吃饭时候和社员蹲在一块，端个碗就是一顿。 干完半年，皮肤黑了不少，手上起了老茧，回来时像换了个人似的。那之后，不再穿西装，坐也不像过去那样笔挺。 毛主席看他回来，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神情松快了不少。 再往后，他去东北参与土地改革。 文件看得快，下乡不嫌累，到村子里蹲几天就能摸清情况。 也到过山东、河北，工厂调研也做过不少，别人以为他会坐办公室，他偏往一线跑。 建国那年，他住在香山双清别墅。 那会儿他负责协助翻译外国报刊，一天能翻几万字，还要整理资料。 人清瘦，但不显疲态，遇到不懂的技术词自己查书，有时夜里不睡觉就在灯下看表格。 去工厂调研时，穿工服，和工人一块蹲着吃饭，不嫌脏不嫌闹。 浇铸车间最热最脏，他跟着一起铲炉灰。 饭堂没座位，就端着碗靠墙蹲着吃，那阵他还教工人学俄语，讲解设备图纸，有问必答。 1950年，朝鲜打起来了。 国内开了几次会，决定派兵支援。 他成了首批随军入朝的人，很多人劝说他身份特殊，不适合去前线，但他坚持要上。 毛主席也只是说：“既然他愿意，那就让他去。”没再多一句。 到了朝鲜，他主要是负责资料收集和情报整理。 在大榆洞司令部，他跟参谋一块翻译、汇总前线数据，夜里灯一直亮到半夜。敌机常在上空盘旋，电台开得久了容易被定位，他也知道风险大，但任务急，一时顾不上。 1950年11月25日，敌机锁定了大榆洞。 四架轰炸机直接压下来，丢下了凝固汽油弹，山洞口火光一片，他和另一位参谋没能跑出来。 等火扑灭后，只找到一些遗物。 消息送到北京时，没有仪式，也没哀乐。 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他是志愿军的一员，牺牲是很正常的。”没开追悼会，也没发讣告。 家里人收拾遗物时，只留下一本俄文辞典和几本日记，字写得密密麻麻。 几年后，有人去桧仓烈士陵园，看见了毛岸英的墓。 墓不大，一块碑立在坡上，周围是树林。 有风的时候，树叶沙沙响，没人特意守着，但常有战士站在那儿抽根烟，站一会儿就走。 老照片里，有一张常被提起。 拍摄那天，阳光很好，毛主席和毛岸英站在双清别墅外，父子俩没穿军装，也没笑得很开，就站着，看着镜头。 旁边没有旗子，也没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