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一女子走到孙传芳背后，近距离连开3枪。第一颗子弹从后脑射入，前额穿出，脑浆四溅，孙传芳当即倒地；第二颗子弹从太阳穴打入，前额穿出；第三颗子弹从腰部射入，前胸穿出，3枪后孙传芳当即死亡。 1925年，那会儿的中国，就是个大号的“斗兽场”，各路军阀抢地盘、争码头，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人命跟草一样。 施剑翘的父亲，叫施从滨，是奉系军阀张宗昌手下的军长。当时，直系军阀孙传芳势头正盛，跟奉系在安徽蚌埠一带干上了。施从滨是前线总指挥，可惜，他碰上的是孙传芳。 孙传芳这人，外号“笑面虎”，打仗是把好手，但为人极其阴狠。施从滨兵败被俘，按当时军阀之间的“潜规则”，一般不杀俘虏，特别是高级将领，留着还有用。可孙传芳偏不，他不仅要杀，还要往死里羞辱。 他下令把施从滨斩首，然后把头颅挂在蚌埠火车站门口，悬首示众三天三夜。旁边还挂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七个大字：“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这是诛心，是把一个人的尊严踩在脚下，再碾成粉末。 这消息传回施家，天就塌了。施剑翘那年才20岁，一个养在深闺的女子，一夜之间，心里就只剩下一件事：报仇。她在诗里写：“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从那一刻起，她的人生轨迹就彻底改变了。 一个弱女子，要去杀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施剑翘一开始，也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她先是求自己的堂兄施中诚。施中诚当时在她父亲手下，血气方刚，也发誓要给大伯报仇。施剑翘动用家里的关系，一路扶持他，官至烟台警备司令。可几年过去，官做大了，权在手了，当年的誓言也随风散了。他反过来劝施剑翘：“都过去这么久了，算了吧，别再折腾了。” 施剑翘听完，心凉了半截。她什么也没说，只写了一封信，跟这位堂兄断绝了关系。 堂兄靠不住，她又把希望寄托在丈夫施靖公身上。施靖公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旅长，婚前信誓旦旦，说一定帮她报仇。可婚后呢？一拖再拖，总说“时机不成熟”。到了最后，他甚至开始埋怨施剑翘：“你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搞这些事，真是不守妇道！” 这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带着两个儿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丈夫家。 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要想报仇，只能靠自己。 1935年，孙传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威风八面的“五省联帅”了。他兵败下野，隐居在天津英租界，过起了念经拜佛的“退休生活”，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的理事长。 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放下屠刀，念起了阿弥陀佛。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讽刺。 施剑翘带着儿子也搬到了天津。她的人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她打听到孙传芳的女儿在某小学上学，就把自己的儿子也送了进去。每天借着接送孩子的机会，暗中观察孙传芳的样貌、身形和出行规律。 为了能近距离接触，她甚至化名“董慧”，加入了孙传芳主持的居士林，成了和他一起诵经的“居士”。她摸清了孙传芳的习惯：每周三和周六，雷打不动，都会来居士林参加法会。 1935年11月13日，这一天终于来了。天气阴冷，居士林里香烟缭绕。施剑翘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人群里。她借口后排太热，悄悄换到了一个离孙传芳更近的位置——就在他的斜后方。 下午三点多，住持开始领诵《金刚经》。当所有人闭目合掌，虔诚诵经的那一刻，整个佛堂里最清醒的人，就是施剑翘。她冷静地从宽大的衣袖里，掏出那把早已准备好的勃朗宁手枪。 “砰！”第一颗子弹从后脑射入，前额穿出。 “砰！”第二颗子弹击中太阳穴。 “砰！”第三颗子弹射入腰部。 枪枪致命，毫不拖泥带水。上一秒还在念经超度亡魂的孙传芳，下一秒就脑浆四溅，倒在了自己的蒲团上，当场毙命。 佛堂大乱。施剑翘没有逃跑，她平静地对惊慌失措的人群说：“大家别怕，我叫施剑翘，是为父报仇，不会伤害任何人。” 她将早已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传单撒向空中，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己的动机。然后，她让在场的人报警，自己则静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 这件事，瞬间引爆了全国舆论。报纸、电台，铺天盖地都是对“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的报道。一场关于“法理”与“人情”的大辩论就此展开。 最后，一审，施剑翘被判十年。二审，改判七年。但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达特赦令，施剑翘被当庭释放。 走出监狱的施剑翘，成了一个传奇。但她自己，却刻意地回避着这份“荣耀”。她很少再提那件轰轰烈烈的事。 抗战爆发，她四处奔走，为前线将士募捐，曾带头捐献飞机。新中国成立后，她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军，自己则在1957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晚年的她，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在五台山和碧云寺静养。 1979年，施剑翘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4岁。她留给儿子的遗言是：“娘老了，但还有一个心愿，如果健康许可，愿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