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221名英国女囚漂洋过海抵达澳大利亚，下船时几乎全部怀孕——这不是意外，是大英帝国用底层女性的子宫开疆拓土的人口实验。 在悉尼港岸边，总督亚瑟·菲利普攥紧拳头，目光死死锁住海平线上那艘斑驳的帆船。 它载来的不是救命粮草，而是221名腹部隆起的女囚。 1776年，当《独立宣言》的墨迹未干，大英帝国的监狱系统已陷入瘫痪。 北美十三州曾是英国最大的“罪犯倾倒场”，每年两千余名囚犯被塞进暗无天日的货舱，抛入陌生大陆自生自灭。 美国独立战争斩断了这条“泄洪渠”，泰晤士河上顿时浮起数十艘“浮动监狱”。 破旧商船改装的牢笼，最多时塞进十万名走投无路的穷人。 工业革命的轰鸣声中，织袜机取代手工，失业者沦为盗贼。 偷一块面包足以换来流放判决，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讽刺的“法律”。 监狱的铁门吱呀作响，如同帝国财政崩溃的倒计时。 1770年，库克船长插上英国国旗的澳大利亚东海岸，此刻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1788年1月26日，第一舰队载着736名囚犯登陆悉尼湾。然而当首批物资耗尽，荒岛显露出狰狞面目。 237名男囚犯被困在毒蛇横行的灌木丛中伐木筑屋，斗殴与同性关系在绝望中蔓延。 总督菲利普的日记里写满焦灼：“没有家庭纽带的群体终将自我毁灭。” 一封加急信飞向伦敦：“急需女性！否则殖民地必亡！” 1789年7月29日，朴茨茅斯港，221名女囚登上“朱莉安娜夫人号”。 她们的平均年龄仅27岁，罪名不过是偷窃布料或拖欠债务。 放在今日，不过罚款了事。 而船医在名册上潦草标注：“全员健康，适合生育。” 航程开启即暴露本质。 所谓“航海惯例”，实则是系统性剥削。 每个水手挑选一名女囚“贴身伺候”，换取食物、清水与通风位置。 底舱弥漫着汗臭、呕吐物与霉味，老鼠在腐烂的麻绳间窜动。 女囚若想爬上甲板透口气，需用身体支付“船票”。 更赤裸的交易发生在港口停靠期。 特内里费、里约热内卢、开普敦……每到一处，当地水手如蝗虫般涌上甲板。 军官们背过身假装清点物资，任由女囚在众目睽睽下被当作商品交易。 309天的航程中，仅5人死亡。 同期男囚船死亡率高达37%。 但代价刻在每个女人的腹部，下船时，除老幼外全员怀孕。 悉尼港的混乱超出想象。 法官戴维·柯林斯挥舞着流产判决书怒吼：“我们要的是农奴，不是待产的母猪！” 怀孕女囚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却消耗着本已短缺的口粮。 很快，悉尼湾出现更荒诞的场景，“女囚工厂”门口排起长队。男囚犯们手持手帕，看中谁便系在其脚踝上，婚姻关系即刻生效。 释放条件是，不停生育，每家至少六胎。 白天纺线搓绳，夜晚挤在羊毛堆里入睡，女人们成了行走的“生育KPI”。 1788至1852年间，2.4万名英国女囚被抛向澳洲。 她们在皮鞭与婴儿的啼哭中，硬生生犁出一片生存空间。 至1850年，殖民地自然出生人口首次超过移民，菲利普的“播种计划”终于开花结果。 讽刺的是，当1851年淘金热引来全球移民潮，“囚犯血统”突然成了政治污点。 早期殖民者焚烧族谱，政客们绝口不提祖先的镣铐。 直到20世纪末，历史叙事悄然翻转。 “她们不是小偷，是圈地运动的牺牲品！” 13岁因偷窃被流放的玛丽·韦德，84岁去世时子孙绕膝达300余人。 2000年悉尼奥运会，原住民后裔凯茜·弗里曼点燃圣火。 当澳洲教科书将“浮动妓院”美化为“诺亚方舟”，当旅游手册把悉尼歌剧院的阴影称作“子宫开拓的勋章”，那艘1790年的帆船仍在历史暗流中沉默。 221名孕妇在船舱里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妥协，每一次分娩的剧痛，都被压缩成总督账簿上冰冷的数字。 她们用子宫兑换的不仅是生存权，更是一个国家最初的基因图谱。 历史从不书写弱者，除非他们成为强者的基石！ 主要信源：（主人公网——1789年以来，2.4万英国女囚被流放澳洲，澳洲人：她们是开国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