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之所以不闹腾，最重要的原因是葡萄牙人在离开时几乎把所有澳门人及其后代都拥有的葡萄牙护照（欧盟护照）都发了。   1981年葡萄牙国籍法修正案的颁布，在澳门种下了一颗特殊的“定心丸”，这部法律以血统主义为核心，允许在葡属领地出生的子女自动获得葡萄牙国籍，更通过1986年政策调整将澳门居民领证率推高至98%。   葡萄牙政府在氹仔、路环设立的分理处，仅凭出生证明与家谱记录即可完成欧盟护照申领，这种“身份大放送”背后是殖民退场的精妙算计，既缓解国际批评，又以“退路心理”降低回归风险。   回归前夕，澳门街头出现奇特景象：老人孩童排长队领取葡萄牙护照，邮局队伍绕街半周，这本欧盟通行证赋予居民27国免签、医疗教育全包的权利，却未引发预期中的“逃离潮”。   1999年回归时，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土生葡人立法会成员欧安利、终审法院法官岑浩辉等人主动放弃葡籍，换取中国特区护照。   这种选择背后是澳门经济腾飞的现实引力：人均GDP从1.5万美元跃至8万美元，15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现金分享计划等民生红利，以及横琴15%企业税优惠、港珠澳大桥联通港澳的区位优势，让“欧洲退路”沦为抽屉里的“备用选项”。   澳门经验揭示双重稳定机制：历史抉择与现实发展的有机统一，葡萄牙的护照政策虽含殖民算计，却客观形成身份缓冲，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与中央持续支持，真正奠定繁荣根基。   这种双重保障在身份认同数据中得以印证，2018年调查显示，澳门居民对“澳门人”和“中国人”的认同评分均在7-9分（满分10分），且“中国人”认同度在某些阶段略高于“澳门人”。   这种“双认同”模式与欧盟部分国家“欧盟居民+本国居民”的双重身份意识形成跨时空呼应，印证了理性选择与文化认同的双重路径。   对比英国殖民地撤离案例，澳门模式更显独特，英国在印度分治时制造人道灾难，在苏伊士运河争夺中暴露霸权思维，而葡萄牙通过发放护照实现“负责任移交”。   这种差异源于殖民策略的本质区别：葡萄牙选择以“软着陆”换取国际形象改善，而英国沉迷于“分而治之”的旧逻辑。   澳门经验证明，当居民获得切实发展获得感与身份安全感时，社会自然形成稳定向好的内生动力。   澳门稳局的本质是历史智慧与现实治理的结晶，葡萄牙护照作为殖民退场的策略工具，意外成为身份缓冲的“安全阀”，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与中央持续投入，则真正铸就繁荣基石。   这种双重保障机制启示我们：处理复杂历史遗留问题时，需兼顾历史智慧与现实需求。   澳门模式证明，发展是硬道理，当居民共享发展红利时，身份认同自然超越地理边界，这种经验对其他地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再次印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永恒真理。   在复杂国际局势中，澳门用32平方公里的土地书写了“稳如磐石”的传奇，其背后是历史抉择与现实发展的双重智慧，更是十四亿人民共同撑起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