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坚决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原因在于以惨痛教训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

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宣布，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




委内瑞拉的反应几乎是同步的。它搬出了《罗马规约》中一项核心原则——互补性原则。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自己有能力、有意愿对相关罪行进行公正的调查和审判，国际刑事法院就不该越俎代庖。加拉加斯提交了大量国内司法改革的材料，证明本国正在对涉嫌违法的军警人员追责。


这套逻辑在其他成员国身上曾被认真对待过，但到了委内瑞拉这里，剧情走向完全不同。2024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作出裁决，彻底驳回了委内瑞拉提出的所有异议。


法庭不仅确认检察官可以继续调查，还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海牙根本不相信加拉加斯有能力或意愿进行真正的自我清算。这个裁决，等于堵死了委内瑞拉利用法律程序阻止调查的最后一条路。可以说，从那一刻起，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崩掉了一大半。


真正的惨痛教训，恰恰是在这条时间线上被反复验证的。委内瑞拉不是第一次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的动作。2021年调查启动后，加拉加斯曾允许检察官团队进入本国，开放档案，接待访问，试图展示合作姿态，换取程序上的对等尊重。


然而换来的是一份又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以及将委内瑞拉政府整体描绘成“迫害者”的叙事。海牙的进展通报里，几乎看不到委内瑞拉提交的证据材料，也听不到暴力事件中安全部队同样遭受攻击的事实。天平从一开始就是歪的。


同一时期，另一个对照案例让这种倾斜变得格外刺眼。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在2024年5月申请了对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的逮捕令，指控他们在加沙地带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然而这一申请至今仍搁置在预审分庭，半年多过去，连一纸裁决的影子都没见到。


更早前，针对某些大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也被拖延、降级，最后改头换面变成了对塔利班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有限追查。两相对比之下，委内瑞拉看到的现实很冰冷：当一个机构对超级大国及其盟友手脚发软，却对没有靠山的发展中国家下手极狠时。


它所标榜的普遍正义已经成了一块遮羞布。正是这套双重标准，构成了外长普拉森西亚口中那个“真实的结论”。他在记者会上没有回避这一点，直接点明国际刑事法院已被政治化，变成了干涉主权国家的武器。


他的用词毫不含糊——“惨痛教训”指的正是付出了配合调查的代价，换来的却是选择性追诉和主权羞辱。他还透露，罗德里格斯代总统的指令里特别强调，退出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对国家尊严的主动捍卫。这种表述本身，就与当年某些非洲国家退出时的理由形成了呼应。


历史不会忘记，布隆迪在2017年第一个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接着是菲律宾在2019年完成退出程序。当时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但无论是布隆迪的皮埃尔·恩库伦齐扎，还是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给出的理由几乎一致：这个法院专挑弱者下手，对真正的大规模暴行充耳不闻。


南非、冈比亚也曾发出退出威胁，虽然最后留了下来，但非洲联盟一度通过决议，呼吁成员国集体退约。如今委内瑞拉加入这一队列，使得《罗马规约》所构建的全球司法体系在南美洲也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口。


这里的深层逻辑其实早已埋下。美国至今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不仅如此，它还通过《美国军人保护法》等国内立法，公然授权使用一切手段阻止本国公民被移送国际刑事法院。然而正是这个连签约都不敢的国家，却是海牙对委内瑞拉调查最积极的舆论推手。


每当检察官办公室发布关于委内瑞拉的声明，华盛顿就会在几小时内同步表示“深表关切”和“坚决支持调查”。这种政治与司法的无缝衔接，已经不需要再多解释什么。委内瑞拉这次决意退出，本质上是对这套“代理人司法”模式的摊牌。


它告诉剩下的成员国，尤其是那些处在国际政治博弈前线的国家，一个没有大国成员、只盯着发展中国家办铁案的法院，早已背离了纽伦堡审判以来人类对国际刑法的初心。这个初心是让所有人都受到同等约束，而不是让弱者戴上锁链，强者在一旁观看并鼓掌。


再把视线拉回加拉加斯。普拉森西亚宣布退出的同时，还特别提到委内瑞拉国内的和解与改革进程不会因此停下。这句话值得注意，因为它在昭示一种叙事上的剥离：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不等于放弃法治和问责，而是拒绝接受外部控制下的伪法治。


这个姿态的潜台词是，真正的正义不能靠外部势力恩赐，更不能由一个被政治绑架的法庭来定义。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当它的法槌只在特定方向落下的时候，它就已经主动退出了正义的阵营。这也许就是委内瑞拉用退出行动想告诉世界的那句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