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德国华人曾经表示，“欧洲人讨厌中国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大声吵闹，那么不用怀疑，一定是中国人或者俄罗斯人”。这话听着扎心，却真实反映了一些欧洲人对华人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背后藏着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因素。

 不过，它最多只能算一种个人观察，既没有权威调查支撑，也不能代表欧洲人的共同态度。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中国人是否比别人更爱大声讲话，而是为什么一个人的音量、面孔和语言，会被某些人迅速拼接成对整个族群的判断。
 
不同社会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习惯确实存在差别。在德国的列车、诊所候诊区和普通餐厅里，人们通常会压低交谈声音，部分刚到当地的游客没有熟悉这种习惯，说话音量稍高，难免引来侧目。
 
这类生活细节没有必要回避，谁影响了他人，谁就应当调整。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指出某个人说话太响，是正常的公共提醒；认定“大声讲话的一定是中国人”，则已经越过行为评价，变成了身份标签。
 
同样一件事发生在本地人身上，旁观者往往只会认为当事人缺乏礼貌，换成亚洲面孔，却可能被解释成“中国人的习惯”。个人的失礼被放大成族群特征，而守规矩的绝大多数人，因为不够显眼，反而很少进入人们的记忆。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25年年底，登记在德国生活的中国籍人口约为16.87万人，其中尚未包括已经取得德国国籍的华裔。
 
如此庞大且职业、年龄、教育背景各不相同的人群，显然不可能被一种街头行为概括。欧洲社会对华人的成见也不是由几批游客带来的，19世纪末，欧洲政治宣传曾大肆传播所谓“黄祸论”，把亚洲人口增长和国家发展描绘为对欧洲文明的威胁。
 
1895年前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推动制作相关政治宣传画，将东方国家刻画成逼近欧洲的危险力量。这种观念本来服务于列强扩张，却在报刊、文学和大众文化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时代变了，公开宣扬种族优越已经很难被主流社会接受，但旧叙事有时会换一套词语继续出现。过去有人担忧的是东方人口，如今一些舆论关注的则是中国企业、中国商品、中国技术和中国留学生。
 
 
当正常的国家竞争被不断包装成“中国威胁”，普通华人也容易被连带审视，仿佛只要拥有中国背景，就必须为复杂的国际关系作出解释。
 
新冠疫情期间，这种连带归责曾集中暴露。欧盟基本权利署记录到，疫情发生后，欧洲多地针对中国及其他亚洲背景人群的辱骂、排斥和袭击明显增加。
 
有些当事人并未去过中国，也不存在感染风险，仅仅因为长着亚洲面孔，便在公共交通、商店或街道上受到针对。这件事说明，偏见一旦形成，事实往往不再是判断的首要依据。
 
街上十群人都在高声交谈，其中一群说中文，已经抱有成见的人很可能只记住这一群。下一次再遇到类似场景，旧印象又会得到一次自我强化，最后变成所谓“欧洲人都知道”的常识。
 
媒体叙事同样会影响这种认知。如果华人店主违法经营，报道标题突出“华人”；如果普通本地商户违反规定，事件通常只被当成个人案件处理。
 
 
久而久之，读者看到的是不断重复的族裔身份，却很少看到每天守法工作、正常纳税、照顾家庭的普通华人。德国联邦反歧视机构2024年共收到11405件咨询，创下新高，其中大量案件涉及种族主义和族裔来源歧视。
 
这个数字不能直接等同于华人遭遇歧视的数量，却足以证明，以出身和外貌区别对待他人，并非少数人的凭空抱怨。到了2026年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至2030年反种族主义战略，将反亚裔种族主义明确列入治理范围。
 
欧洲机构作出这样的安排，本身已经说明，针对亚洲群体的偏见仍然存在，并没有随着社会现代化自然消失。当然，反对刻板印象并不意味着拒绝自我调整。
 
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需要了解当地法律和公共习惯，在车厢里降低音量，在社区中遵守管理规定，遇到问题尽量通过合法程序解决。做好这些事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一个人在任何社会中都应承担的公共责任。
 
欧洲社会也应采用同一套标准。一个人是否文明，应当看他的实际行为，而不是看他的国籍和长相。中国游客做错了事，可以批评中国游客本人；德国人、法国人或俄罗斯人影响公共秩序，也应接受同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