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至柔对中国空军发展的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政府建立，中国空军开始进入起步阶段。中国空军因为各种原因实际上发展是比较慢的，一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日本空军有1156架飞机，日本海军航空兵有1045架飞机，中国列入编制的也才296架，真的可以用的可能还没有这么多。

虽然那时中国空军的发展是比较慢，但相对来说也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结果。有一个人对中国空军有着独特影响，并且对空军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人就是：周至柔。

周至柔，1899年出生于浙江临海东腾村，原名百福。那个年代清末民初的人有着老传统，除了原名以外还给自己起“字”和“号”，“至柔”是他自命的号。1919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与浙江老乡陈诚成为同期同学。

后来周至柔在担任十八军副军长期间参与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结果被打败而遭到撤职。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因为在国民党内的有关系并没有使他受到什么影响。他的老同学陈诚还向蒋介石举荐他，去欧美考察各国的航空事业。

回国后周至柔写成考察报告及建立空军计划，使他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最终蒋介石1934年任命周至柔为中央航校校长。这个中央航校因为是处于杭州笕桥，所以也常被称为笕桥航校。

在任期间,周至柔坚持“公、明、勤”三字理念,向全校宣告“要以全副精神,勤奋努力于航空事业”，“不勤就无以明,不明就谈不到公,不公就难以兴除利弊”。”他曾派出一个参观团到上海等地考察中外有科学设备的机关、医院、学校、军舰等，后建立人事档案制度,印制官佐学生手册，设立航空子弟小学，办起航空新村，推行官兵园地劳动，建立无人售票的电影场等，为中央航校的发展打下了颇为坚实的基础。

周至柔担任校长期间，不仅自己苦练飞行技术，也十分重视学员飞行技术的提高。认为“精神的有无、钝锐，实决定最后之成败”，要求飞行员具备“智、仁、勇”三者，强调在飞行员训练中培养攻击精神的重要性，因为“攻击精神是军队的灵魂，是发挥战斗力的基本条件”。

飞行战术上周至柔主张有创意思想，要为他人尤其是敌人所不敢为之事。要善于依据敌强己弱的特点寻找致胜的途径，需多行奇袭。战术心理上要不畏不惧，勇于牺牲。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任期间，会有这样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周至柔对学员技术的重视，连日本间谍都留意到了。在教育水平方面，日军情报指出航校初等科生每周飞行时间达到了8—10小时，基础科生则高达30小时，航校飞行科学生的学制为一年半，证明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接受飞行训练，这有助于提升其驾驶及作战水平。

日军彼时加快侵华步伐，周至柔一面抓紧训练空军飞行人员和机械技术人员，一面抓紧购置作战飞机。还与意大利合作，在南昌东郊青云浦机场内建立了一座飞机制造厂。在周至柔多方面努力和贡献下中国空军规模初现。

1936年10月蒋介石祝寿典礼期间，因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各种捐款高达1200多万元，捐款所购飞机均来自美国。周至柔派飞行员驾驶战斗机举行了飞行表演，此事被日本人发现且大为惊叹。日军1936年12月的《中国空军调查》中，开头就提到“中国空军操纵技术之优秀出乎意料，决不可轻视”。

日军通过对笕桥航校学员的飞行训练及1936年10月献机祝寿飞行表演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空军战斗机队编队飞行及队形变换的技术不逊于日本陆军明野飞行学校毕业的军机飞行员，在盘旋飞行技术上甚至可以匹敌日军的飞行教官。

日军指出：“中国空军的精神意志强大，当其为避免亡国灭种而战时，决不可将这种战斗意志与参与中国内战时相提并论……因此将来的作战中如果无视中国空军，特别是其战斗机部队的战斗力将会是十分危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对的。淞沪会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任命周至柔为空军总指挥，周至柔于8月13日14时整下达《空军作战第一号令》，将对日作战空军主力由华北急调华东。要求各部队应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前一切准备。

8月14日凌晨两点钟，周至柔下达《空军作战第二号令》，具体组织实施杭州的迎敌任务。这个时候空军的主力是高志航为大队长的空军四大队。空军第四大队是当时空军作战部队中配备力量最整齐的一个大队，从中队长、分队长到飞行员，全部是笕桥航校毕业的学生。

敌机来袭后，高志航带领李桂丹率领的第二十一中队和毛瀛初率领的第二十三中队，飞往空中。经过一番空战，旗开得胜，首先打落敌双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一架，这是日军的带队长机。

这场战斗共击落敌机六架，中国空军却没有任何伤亡。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也打破了日本木更津航空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事后得知，木更津航空队队长因而自杀。这场胜利被称为中国空军的“八一四大捷”，参与战斗的飞行员，都受过周至柔任校长期间的笕桥航校的培训。这可以说是周至柔建设空军的贡献，最好的展示。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周至柔还曾派遣中国空军十四队队长徐焕升，飞越东海远征日本，作一次告诫性的“纸片空袭”。投下传单100多万张，警告日本当局，“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两架飞机安全飞回国内。这是1938年5月19日的中国空军远征袭击，也是空袭日本本土的首次记载，对于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日志气，起到巨大作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空军司令部，向凯旋的中国空军献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二战中闻名世界著名飞行员中，就刊登着对日本“纸片袭击”的场景、以及中国空军飞行员徐焕升的大名，并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军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可以想见周至柔对于抗战时期，民心士气也是有贡献的。

虽然航空事业在周至柔的主持下有各方面进展，但毕竟飞机少，飞行员也少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和日军相比的明显劣势。连人都是双拳难敌四手，飞行员当然就更是如此了。有大量年轻的英雄阵亡。

年轻的英雄们付出的牺牲难以想象，他们殉国时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中国空军“四大天王”的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李桂丹相继战死。刘粹刚，笕桥航校二期毕业生，一九三七年十月殉国，二十四岁；十一月，航校教官、大队长高志航殉国，时年二十九岁；

十二月，笕桥航校三期毕业生乐以琴牺牲，二十三岁；一九三八年二月，武汉保卫战，笕桥航校二期毕业生李桂丹战死，二十四岁。一九三九年五月，印度尼西亚华侨，笕桥航校六期毕业生梁添成殉国，二十六岁。

周至柔很快就迎来了最艰难的时刻。他一面竭力维持残存力量，一面将希望寄托于外援与国际变局。他积极协助陈纳德组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并为其作战提供地面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全力配合盟军战略，参与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建设，协助美军第14航空队在华作战。

更为关键的是，周至柔力主并精心策划“驼峰航线”终端云南机场群的扩建与保卫，保障了这条生命线，使大量美援物资和新型战机得以输入。到抗战后期，随着P-40、P-51等美制战机陆续装备，中国空军在陈纳德、王叔铭等指挥下重获新生，逐渐夺回中国上空的主动权。周至柔在战略维系与后勤支撑上的坚韧，为中国空军的“复活”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