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飞行员徐勇凌驾驶一架歼6战斗机,听错口令,撞上长机,坠毁在云南的深山老林中。最后,他弃机跳伞逃生,不料,却在深山迷路8小时,陷入绝望之际,突然一声牛叫声却让他看到希望。
1987年2月19日,云南元谋的风裹着山土的涩味,扫过机场跑道。
徐勇凌坐在歼六座舱里,指尖搭在油门杆上。
那天是双机超音速编队训练,高空天蓝得发脆。
他是三十号僚机,跟在长机飞行员朱广才身后,死死咬住编队距离。
同空域还有别的编队训练,耳机里混着沙沙电流和断续口令。
他盯着前方长机的尾焰。
训练过半,耳机里撞进来一句加力指令。
杂音裹着数字,揉成模糊一团。
徐勇凌听着像喊自己的三十号机,拇指一按,把油门推到最底。
发动机瞬间咆哮,战机猛地往前窜出去。
他才觉出不对。
长机没跟着加速,前方机身在视野里越胀越大。
他手心瞬间浸出冷汗。
死命压杆蹬舵,想往侧面躲开。
太晚了。
哐的一声闷响。
他的左翼狠狠切在长机右翼上,金属断裂的脆响扎得耳朵生疼。
座舱外天和地开始飞转,蓝天青山搅成模糊色块。
飞机失控,打着旋往地面栽。
徐勇凌攥紧驾驶杆,胳膊上的筋绷得像要断。
没用,驾驶杆像焊死在底座上,纹丝不动。
飞机保不住了。
念头刚落定,他深吸一口气,左手摸向弹射把手。
咚的一声巨响,他连人带座椅被弹出座舱。
冷风瞬间灌满飞行服,失重的力道攥紧五脏六腑。
他晕厥了短短一瞬,醒过来时主伞还没打开。
脚下大地扑面而来,漫山绿树像密密麻麻的针。
他不能死在这里。
手在座椅侧面乱摸,指尖终于碰到应急开伞把手。
用尽全身力气一拉。
砰的一声,伞衣在头顶炸开,下坠力道猛地一顿。
他悬在半空,胸口剧烈起伏。
往下看,全是连绵大山,望不到边。
没有房子,没有路,连条田埂都看不见。
他最终摔进一片荆棘丛,伞布挂在树枝上。
他撑着地面站起来,拍掉身上草屑。
四周静得吓人,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他估算方位,朝着太阳偏左的方向迈开腿。
早上训练没敢吃饱,这会儿肚子已经空得发慌。
应急包里有一壶水和两包压缩糖,他没舍得动。
他翻过一座山梁,又一座山梁。
太阳往西斜下去,山影拉得越来越长。
他走了整整八个小时。
喉咙干得冒烟,腿沉得像灌了铅。
四周还是一模一样的山林,连个活人脚印都找不到。
他靠在粗树干上喘气,绝望像山里的冷雾,飕飕裹住全身。
自己会不会困死在这无人深山里?
他闭上眼,心里沉得坠了块石头。
就在这时,一声牛叫飘了过来。
哞——
徐勇凌猛地睁开眼。
他以为是饿晕了出幻觉。
屏住呼吸,竖着耳朵听。
没过几秒,又是一声牛叫,就在不远的地方。
有牛,就一定有人。
他一下子活了过来,浑身添了力气。
攥紧伞刀,拨开挡路的树枝,朝着牛叫的方向闯过去。
走了没多远,看见荆棘丛后面站着个半大男孩。
男孩手里攥着放羊棍,脚边散着几头黄牛。
男孩看见他,往后缩了缩,眼里带着怯意。
徐勇凌赶紧走过去,问他村子在哪里,能不能带路。
男孩只是摇头,听不懂汉话。
徐勇凌转眼看见男孩怀里揣着旧本子,夹着支铅笔。
他接过笔,在纸上写:带我去村里。
男孩盯着纸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男孩把牛赶到一起,攥着棍子在前面走。
山路坑坑洼洼,男孩走得很稳。
又走了一个多钟头,山坳里露出几间土坯房,屋顶飘着炊烟。
那是雷稿村。
男孩把他领进自己家,土坯房不大,收拾得干净。
男孩先舀了一碗凉水端过来。
徐勇凌接过碗,仰起脖子一口气喝干。
刚好是饭点,男孩钻进厨房,焖了米饭,又摸出两个鸡蛋。
男孩端上来一碗蛋炒饭,油光发亮。
他拿起筷子大口吃,连掉在桌上的米粒都捡起来。
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碗饭。
吃完饭,男孩要带他去村公所联系部队。
徐勇凌趁男孩转身,摸出二十块钱,悄悄压在枕头底下。
他不能白吃山里孩子的饭。
到了村公所,他拨通了部队的电话。
救援的人赶过来时,天已经擦黑。
他走得匆忙,没来得及问男孩的名字。
只记得村子叫雷稿村,便一直叫他小雷。
这碗蛋炒饭的味道,他记了二十九年。
后来他成了歼十首席试飞员,一次次冲上云霄,看见群山总会想起这碗饭。
2016年,他终于找到了当年的男孩。
男孩不姓雷,叫尹正海。
两人见面时,都添了白发。
徐勇凌握着他的手,说当年的蛋炒饭,我记了一辈子。
尹正海嘿嘿笑,说我也记了一辈子,天上掉下来个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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